《爬过沼泽》的整体风格上呈现了鲜明的时代化、民族化、地域化色彩。在其前作《不期而遇》等作品中，张启雄给读者呈现出了现代人“我”的现代性存在困境。这部作品的先锋色彩鲜明，在一系列荒诞不经、夸张变形的故事中给予中国负面现代性以辛辣的批判。但常为人所诟病的一点在于:作家所书写的有关负面现代性的故事，似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嫌疑，故这些人和事与中国本土的现代性关系何在？而张启雄在《爬过沼泽》中则以富有浓郁广东珠三角地域色彩的人物、语言、器物等给予了本土化的答复。
首先，小说中各种人物形象富有了鲜明的地方色彩。“我”与周围人们在小说中的成长背景、言行举止、生活境遇等具有了鲜明的现实细节。在粤语方言与普通话的言语融汇中赋予了小说语言浓郁的“岭南性”。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如何讲好故事离不开语言的生活化、时代化、地域化。《爬过沼泽》的本土化、民族化、地域化色彩突显地尤为明显。“新世纪城－乡关系中呈现的日常化、琐碎化的叙事方式注重感受和体验的生活碎片，根源于转型期乡村社会遭遇的整体困境和城市生活制造的“现代性碎片”。从另一个侧面看，又是传统自身按照经验、习俗、惯例而自发存在的“质性传统”的连续和异变，也是新世纪文学应对当下现实的时代性显现”。——论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传统，张继红。小说中主人公拉尾是人们眼中的傻子、艰辛的承受者，但实则“我”仅仅是没有周围人们所有的精明、贪婪、阴暗等现代人性解放后所产生的负面现代性。拉尾更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好人：古朴寡欲、仁爱友善、重情厚谊。对那些不断伤害他的人，他以德报怨、不计得失，对美好人性的期许一往情深。简单、老实、木讷、倒霉是主要人物的形象和性格特征，在日常生活中哪怕不断处于艰难的境遇下仍坚守。
其次，小说将现代性的本土问题和出路置于传统与现代、中西文化的碰撞与冲突的缝隙间。对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倚重和信赖，让这部小说以儒释道思想精神的交融并济给予了现代性困境中的人们精神营养，古老传统的田园乡土又成为诊治现代性病症的良方。如果说小说的通过书写“我”及周围人的现代病症来批判现代性的负面遗产，那么于小说开端、中间和结尾处数次出现的乡下老者“单眼明”及他的那条土黄狗则成为一剂济世良药。对中国乡土的眷恋和深情，让作者通过彰显樟木头村中人和物的美好、睿智，从而让主人公在遭遇一个个苦难后获得重生的源泉和力量。在“我”童年时期就已是一个老头的“单眼明”，在历经40多年的岁月碾压下却似被光阴遗忘般的存在。而“单眼明”和他的土黄狗的逆生长则活成了一个隐喻，一个象征。在《爬过沼泽》中寻觅对其前期作品思想的承继，可发现该作品中仍有通过书写“我”及周围人的现代性病症来批判了现代性的负面遗产。负面现代性的发酵膨胀让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信仰坍塌、伦常失序，那么于小说开端、中间和结尾处数次出现的乡下老者“单眼明”及他的那条土黄狗则成为一剂良药。小说中历经40多年却愈来愈富有生机、活力的“单眼明”和他的土黄狗则活成了一个隐喻、一个象征，一个解决中国现代性困境的良方。对中国乡土的眷恋和深情，让作者以夸张、象征、梦境等来彰显出樟木头村及乡土中古老人事器物的美好、睿智，从而让主人公在遭遇一个个苦难后获得重生的源泉和力量。同时，小说中还通过那些给予“我”温暖体验的人和事，如单车谷、儿时的谷金、唐朝西施、田春苗、郭大队长等以体会老庄的无为而为、祸福相生，佛教的善恶有报、因果相循，儒家的乐感实用、仁义中庸，……在儒释道思想精神的兼容并济中给予现代性困境中的中国人以新生的可能性和重塑中国新现代性的方向。老子认为美善是相生相成、相形相和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认为形而上的道是永恒不变的，而现象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关系也是经常变动的。因此所有事物的称谓，概念，价值判断都是在相对的关系中产生，而这种关系又是不断的在变动，既对立而又相互依赖。借助老庄的“无为而为”、“万物相对”的辩证思想，从而赋予“拉尾”等小人物充分、正当的话语权，在正剧的形式冲突中来赋予“岭南现代性”于当代的传承与革新。流浪汉般的主人公“我”，和周围的旧识新友们一道奔跑在现代的轨道上。“我”如人们唤我的外号“拉尾”，是一个在时代的浪潮中。从乡土到都市、从青春到暮年、从懵懂到成熟，人和物都在成长中蜕变、更新。自然的律动与人类的创造相互映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