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级学校传统文化教育日渐重视，现今已经成为高校人文素养养成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但各个地方不同高校具体作法各异，收效不同。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流淌着共同的文化血脉。台湾高校传统文化教育的全面性、系统性、精深性等方面，有其特点与长处，值得比较研究，相互借鉴。
首先，在课程设置方面的差异。目前，大陆绝大多数高校的传统文化教育主要是设置在公共必修课里，而公共必修课主要由思想政治教育、外语教育、体育组成，传统文化教育常作为大学语文的辅修内容出现，课程占比很低；即使有部分高校已经将传统文化作为公共必修课，但是课程往往被安排在下午或晚上这些学生精力不足的时间段，不利于其有效深入的学习。同时，由于高校对公共选修课缺乏相应的指导性目录，大部分选修课即便挂了传统文化与专业学科融合的名称，并无经过严格的审核，课程内容也多半是专业课的稀释，侧重实用应用性课程的现象还是很普遍。课程设置上的对传统文化教育的忽视必然不利于教学的实施和开展。
相比较而言，台湾高校主要以通识课程教育为渠道展开传统文化教育。通识课程教育（“general education”）可被理解为“通才教育"。 通识教育作为舶来品形成于19世纪。由于当时欧洲大学学科分类过于死板严苛，导致知识专业性过强无法形成共通性。为了帮助学生区分学科专业一通，并有效地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最终自我内化而形成全方位的知识体系，通识课程教育应运而生。通识教育尔后历经了多年发展，在20世纪时已在欧美大学较为普及[5]。台湾受西方思潮影响，较早引入了通识教育这个理念，目前已有一百余所高校设有如通识教育委员会或教育中心，专门负责传统教育课程设置与运作。台湾各高校在传统文化教育课程设置上不仅有较为系统的通识教育发展规划，也结合各个高校各个专业的特点设置元素多样的传统文化课程，如涉及文学、宗教和艺术的“经典阅读”、“陶瓷艺术”、“易经与人生”、“中国语言故事”，也有助于学生了解地方习俗和历史发展的“台湾民俗谚语探源”“台湾环境变迁”等[6]。由此，通过通识课设置，传统文化教育在高校的推行成效明显。
其次，师资队伍建设的不同。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效实施不仅需要合理的课程配置，更需要有一支强大的师资队伍。由于传统教育在大陆高校普遍不属于专业课范畴，教师队伍建设也缺乏系统规范性。目前许多大陆高校对教授传统文化的教师没有明确的资格要求，也未有严格的审查制度。针对性的教研活动基本缺失，这就导致在传统文化教育的相关课堂教学中， 教师也多以“快餐式”为主，只求通过课程灌输的方式完成计划课时，少有关注学生关注度和课堂有效性。相较而言，台湾高校从教学管理层面，设立的通识教育委员会或教育中心，负责课程设置与运作和教师队伍建设。教师教学层面，开设传统文化通识课的教师，必须具备包括基础知识扎实和知识面广两个方面的必备素养。教研活动层面，通识教育委员会或中心会会定期组织任课教师开展教研活动，探讨通识教育的理念，审定通识教育的规划，细化课程相关业务等 。
再次，受教方认知与接受态度方面的考察。无论是课程配置还是师资状况都是学校站在教育者立场推进传统文化教育的努力方式，但教育具有相互性，如若受教育者本身没有对学习目标、任务和职责有清醒的认识，最终教育的效果仍然会大打折扣。
从近年来相关研究人员所作的关于海峡两岸高校学生对传统文化知识认知的调查统计数据表明，两岸高校学生在传统文化的储备、对其认知以及学习态度方面，有大致相同的情况。两岸高校学生的传统文化储备偏于匮乏，有不同程度差异；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观念较为片面，相当一部分学生把传统文化狭隘的视为旧时代遗留的过时的约束礼教，因而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不浓厚，愿意花时间潜心学习和参与传统文化相关内容和活动的占比很小。台湾高校的学生虽在通识课程中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但是他们中许多人与大陆高校学生一样，更愿意利用新媒体，如微博或微信平台来接受碎片化的传统知识学习。另外，两岸大学生青睐于包容、开发为特征的现当代文化，而对他们眼中较为保守、会禁锢思想的传统文化缺乏理性的审视，对其在新时代人才的内在养成以及在现代中国发展的积极作用尚未有前瞻性的认识。因此，在强化学生主体意识，提高他们自觉性方面，两岸高校传统文化教育者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