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生产理论”是恩格斯在研究史前时期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理论，然而，当今社会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需要重新论证和发展“两种生产”理论，以便用它来解释、分析当今社会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使“两种生产”理论永远散发活力。
（一）“两种生产理论”的论证
马恩“两种生产”理论是以对原始社会时期史前各文化阶段（即蒙昧时代、野蛮时代）的研究为前提，这个“研究前提”的确定对理解和研究两种生产理论至关重要。恩格斯认为在 “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明确表明“两种生产”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社会制度下具备的意义也不一样。正如马克思1859年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以文明时代为历史前提一样，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也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前提的，“两种生产”理论的科学性是无可非议的，从《起源》一书中，恩格斯明确指出原始社会的发展包括家庭史的发展最初是由人类自身的生产决定的，然后才是由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决定的。
在原始社会阶段，生产工具极为简陋，物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因而人自身的生产在较大程度上支配着社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正如恩格斯阐述的：“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也就是说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比较而言，“人自身的生产”主导着原始社会的发展。尽管，原始社会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本身还具有相当程度的自然属性，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已经有了粗浅的分工与简单的生产工具，“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依然存在并在相当程度上服从和服务于“人的自身的生产”。
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存在着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畜牧业发展与金属工具出现,生产力逐渐发展到较高水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日益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一种动态的、持续的历史性活动，在任何历史阶段都需要“现实的人”即劳动者的参与和推动，“人类自身的生产”始终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赖以发展的现实基础，同时“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也是维持“人类自身的生产”的基本条件，当“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不能满足“人类自身的生产”的总需求时，就会导致人口总量减少。这就表明“两种生产”之间在任何历史时期，始终存在着异常紧密的联系。只是，随着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与发展，其对“人类自身的生产”的作用并不同于原始社会起简单的服务与促进作用，尤其是其与他人生命的生产即生育的关系，表现得更为繁芜复杂。
现代“高发展-低生育”现象的产生，不能做简单的映射判断，它是在社会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已经与恩格斯阐述“两种生产”理论的历史前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以，我们不能把两种生产理论绝对化，而应深入考察影响生育率变化的诸多因素，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的历史前提等对这些理论进行发展、完善，才能使 “两种生产”理论永远焕发活力。
（二）“两种生产”理论的扩展
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干系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工业文明时代，人口生产的影响因素日益复杂，不仅受物质生产状况（即经济）的影响，还受到家庭职能变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应尤为关注，在以机器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大生产条件下，特别是在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的条件下，这些因素不仅对人口生产的数量产生巨大影响，还对人口质量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其一，工业文明时代，人口生产（生育）越来越成为一种经济理性行为。在史前时期，物质资料是决定人口生产的主要因素，人口增长模式呈“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 原始型状态。但是在工业文明时代，物质资料的短缺状态已经得到极大的改善，并没有如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在《人口原则》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预测般出现人口过度增长，反而引发了低生育危机。家庭层面对生育的考虑是在成本与效用比较后所做出的“合理选择”。首先，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与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孩子的抚育成本和机会成本直线上升。其次，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并没有实现家庭消费水平的同步提升。除了孩子的抚育成本和机会成本直线上升以外，家庭部分耐用消费品如住房价格猛升，教育支出、医疗支出大幅提高。最后，消费需求提高，相对贫困出现导致低生育。就算是普通家庭对孩子的养育已经不止于“吃饱穿暖”，而是，倾其所有进行精英式培养，这种消费需求的提高，就会导致家庭相对贫困的出现。而孩子给家庭带来的主要是“心理收益”，生育的成本与收益显而易见，因此，高发展-低生育现象的出现就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