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的国情以及当今扶贫的现状来看，“扶贫”一词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居于我国“三农问题”的首要矛盾。我国长期以来以“农业大国”著称，农业在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但是我国却并没有成为“农业强国”，众多的农业人口反而成为了我们的“扶贫”对象，西方很多国家同样发展农业，也同样存在贫困的人口，但是农业人口与贫困人口的重合度似乎并不像中国这样高。
为何“三农问题”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为何贫困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不发达的农村地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而究其根本，除了自然条件这一客观的因素之外，农村与城市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我国学者杨小凯曾极端的说：“中国的三农问题，本质上是道德问题。”，林光彬在他的《社会等级制度与“三农问题”》中提到，社会等级是普遍存在的，中国现有的体制下，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分属不同的等级。这样的论述其实不无道理。从上个世纪下半叶开始，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为了保障国家安全，我国采取了城市和农村分而治之策略。优先发展城市和重工业，由此带来的资源配置的特征就是：先城市后乡村，先工业后农业。以牺牲农民为代价来发展城市，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来发展工业，农业和农民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城市和工业的“补给线”，城乡二元体制逐步形成，带来的最显著的结果就是城乡的差距越来越大，城市环境和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而农业和农民勉勉强强地维系着简单的社会生产，农村发展停滞不前。
中国人或者说中国农民最显著的性格特征就是勤劳勇敢，在现如今的体制之下，“贫穷”一词似乎很难与之产生勾连，即使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家一户中有一口人外出务工，便也足够达到“脱贫”的标准。但事实是，我国还是普遍的存在农民贫困问题。这一点，我国特有的“农民工”问题便足够将其中矛盾阐释清晰。
“农民工”是个新概念，是一类以农民的身份从事工业生产的人群，它是在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时期之下形成的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其实这一概念便存在着内生的矛盾，即从事工业生产的人为何是农民的身份。一个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会转移到工厂成为工人，从而促进居民化和城市化，通常情况下，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致的。
新中国农民工的概念实际上产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迫于当时的国情，国家重点发展重工业，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带来大批农业人口进城，大量的农民工在这一时期变成了城市居民；20世纪50年代末，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得国家出现粮食安全问题，进而造成了影响较大的经济短缺。自此，国家开始实施严格的户籍制度，目的是为了把农民绑在土地上，维系国家的粮食安全；在接下来的二十余年时间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农村再度出现大规模的动荡，农业生产长期停滞；20世纪70年代末，在杂交水稻的成功研发带来的更加突出的农村人地矛盾和改革开放的实施以及依旧严格的户籍制度的作用下，农村焕发出几十年未有的生机。农村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农村相当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加之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得农民们在农村自发的创办乡镇企业，出现“离地不离农”，逐步向二三产业转移的现象，农村经济一度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扩展到城市并不断展开，城市产业迅速发展，加之承接发达地区和国家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城市开始出现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此时，国家政策进一步调整，开始限制乡镇企业的发展，进而迫使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就业；1988年至1991年，国家经济调整，一千多万农民工被压缩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再一次促进国家上层政策变化，农民再次入城，延续至今。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一点毋庸置疑，即农民工已经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他们为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做出了功勋显著的贡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做了工人的活，却并没有得到工人的身份，农民工和正式的工人长期存在着同工不同酬、不同时、不同权，农民工在地位上始终处于城市的边缘，生活得不到保障。其实，在农民多次的“进城返乡”之间，有一条主线其实特别明显，即一切为了国家和城市的发展，农民和农村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现代化和城市化的牺牲者。目前所形成的的农民工的使用制度，是有农村将青壮年劳动力输送前往城市，城市把伤残病弱老者再输送到农村，把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等社会责任都抛给了本就落后的农村，这实际上是一种极其不合理的交换形式。在这种形式之下，城市的条件越来越好，农村的条件虽有细微的改善，但就城市而言，微乎其微，甚至是不足一提，这就再次产生了将农村优质人才推向城市的动力，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很大程度上使得农村的“贫困”成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