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层制即官僚制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合理性的高度体现，是近代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组织规模不断扩大的产物。它是指权力依职能和职位分工和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管理方式和组织体系，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合理性”（rationality）是韦伯科层理论的重要学理预设。他认为，任何组织都是以某种权力为基础的，合理——合法的权力是官僚制的基础；它为管理活动、管理人员和领导者行使权力提供了正式的规则。官僚制既是一种组织结构，又是一种管理体制，具有典型的组织特征和去人格化特征。各国政府机构均按照科层制进行组织和管理，科层制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持久的自我复制，尼古拉斯·亨利（Nicholas Henry）认为，主要归结于它能够为民主政体中的公众解释“非常复杂的和技术性的问题”，“受雇的官僚行政人员某种意义上是专门人才、各行业的专家”。这里需注意韦伯所阐述的官僚制模式是一种应然的制度模式，这种设计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和官僚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偏向性注定其存在失败的可能性。科层制在诞生之初即受到多方质疑和批判，主要涉及科层制的僵化、低效、理性选择下公共物品提供的扭曲以及其对于现代政治与社会价值的反应失灵等方面。被誉为“政府再造大师”的戴维•奥斯本(David Osborne)，在其《再造政府》一书中，把科层制描述为“在超音速客机时代的豪华邮轮——庞大、笨拙、昂贵，并且极难转向”。
科层制在完成常规任务方面具有理性化和高效率性等优势，但是在解决新增加和具有变化性的非常规任务方面则捉襟见肘。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指出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有学者认为应采取“运动式治理”的方式去解决当前社会面临的主要任务，这是党和政府在“实用理性”主导下、面临资源瓶颈问题的理性选择（唐皇凤，2007）。也有学者认为若要完成这一非常规的政治任务，不能仅仅依靠科层制常规性治理，须打破原有的科层体系并进行重构，采取“逆科层化”的治理逻辑。精准扶贫领域的“逆科层化”具体体现为静态组织架构上采用“五级书记抓扶贫”高位推进的超常规措施、动态政策执行方式上使用行政包干的形式以及遵循“缘情治理”的治理规则等方面。精准扶贫通过这种逆科层化的治理方式，有利于地方政府集中各个部门的资源和力量到脱贫攻坚中去，提升其统筹整合能力；有利于扶贫政策和资源精准瞄准到真正的贫困户，防止村庄内的利益群体对于扶贫资源的分配产生“精英捕获”现象；有利于加强干群之间的信任关系，提升政府的合法性权威。
回顾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我们会发现这种逆科层化的治理逻辑主要出现在政府中层，即脱贫攻坚任务若仍由原先的扶贫科层体系继续推进是很难完成的，所以这就需要突破既有的扶贫治理结构，打破科层体制的界限，通过设立各种临时性机构实现“动员体制的再造”（林雪霏，2014），在县级政府这一层面各地方纷纷设置脱贫攻坚办公室、脱贫攻坚指挥部等一系列的临时性攻坚指挥部门，动员科层内部各部门力量统筹整合到脱贫攻坚战之中。但是，我们也会注意到一个有非常意思的事情，即脱贫攻坚指挥部的内部运作模式以及下层村级组织层面则呈现科层化的趋势。村民委员会作为连接党和政府与农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在脱贫攻坚任务的重压之下，村级组织开展工作日趋呈现出行政化的倾向，国家权力采用包村干部、驻村工作队以及“第一书记”、财政支付村干部报酬等形式嵌入到乡村社会，岗位目标责任制、村干部坐班或值班制度以及村支书县级备案管理制度等进一步推动了村庄官僚制化以及村干部的行政化，并重塑了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