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巴雷希（Lavinia Merlini Barbaresi）在《文本语言学与翻译》（Text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中提到“复调性可以加深对故事和话剧中人物的性格塑造，但复现复调性对文本的完整性和稳定性造成挑战”（126）。但是，如果译文语言得以较好的组织，这种复调性的语言可以使译文构成各种呼应回响，从而增强译文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作者、文本与读者是文学活动的三大要素，从这三大要素入手的翻译理论认为有三种翻译范式，即“重建作者原意的作者中心论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文本中心论范式，读者接受反应的译者中心论范式”（陈大亮 4），而复调的翻译则很好地将这三种翻译范式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通过对话实现了作者、读者与译者的交流互动。林语堂版《声声慢》中“对话”随处可见，通过各种类型的对话体现了复调的特性。比如：
“I recognize the geese flying overhead:
My old friends,
Bring not the old memories back!”
译文此处采用了拟人化的修辞手法。将“雁（geese）”拟人化，是“我”的老朋友（old friends）， “我”认出了飞过头顶的雁，并与之“对话”（Bring not the old memories back!）。这是一个大型对话，是作者与意象之间的对话，译文将意象进行了拟人化处理，对话相较于原文更明显，从而使复调特性得以更好地体现。
“Let fallen flowers lie where they fall.
To what purpose
And for whom should I decorate?”
这一处的复调性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作者与意向之间的对话。此处译文同样采用了拟人化的处理方式。将“落红”拟人化，“满地黄花堆积”本是对场景的客观描写，译文却将赋予了花人的特征：落花就躺在它落下的地方（Let fallen flowers lie where they fall），紧接着“我”向花发问“To what purpose/And for whom should I decorate?”落花虽然没有回答，但是答案已经在读者心里，这样又实现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作者与读者的对话相较于作者与意象的对话不太明显，但是正是这种若有若无的沟通更能引起作者与读者的共鸣，实现读者、作者、译者的互动交流。
主体（I）与客体（geese/flower）的对话还原了原文本中主观情感与客观意象的对话。与此同时将意象拟人化处理，丰富了译文的视角，“视角是一部作品，或者是一个文本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它是一个叙事谋略的枢纽”（杨义 40）。丰富的视角让译文读者听到了多种声音，这种视角的切换形成了多声部协调相融的复调效果。通常来说，意象寄予了主体的情感，展现了主体的内心情感，因此也可以将意象视为主体复杂内心世界的客观反映。这样一来译文也可以说是主体“分裂”为意象后与自己进行的微型对话。不论是自我分裂的微型对话还是主观情感与客观意象间产生的大型对话都是复调理论的体现。
除了通过对话展现复调理论，林译本的复调还体现在结构的呼应上。原词开篇14个叠音字是全词的精华所在，这14个叠音字生动鲜活地刻画出一个失魂落魄、四处寻觅的妇人形象。林译本中为还原这些叠音字，使用了7个押头韵的单音节词。
“So dim, so dark,
So dense, so dull,
So damp, so dank,
So dead!”
这7个单音节词词义层层推进，从表明天色阴沉的“dim”和“dark”，到浓重到化不开的忧伤“dense”和“dull”，再到失落凄苦的“damp”和“dank”，最后到“dead”，词人凄凉无助之感呼之欲出。7个以“d”开头的单音节词结构统一、形式工整，各个词词义相互呼应，层层推进，且与译文末构成对话，在译文末作者发问：
“Is this the kind of mood and moment
To be expressed
By one word ‘sad’?”
“此情此景是不是可以称之为‘悲伤’呢？”这一问题是既是作者对自己的发问，也是作者与读者的对话。译文末留下一个问题，形成开放式结尾，留给译文读者思考的空间。然而译文开篇7个层层推进的单音节词，已经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尾的呼应既保留了复调性的语言特征，又使保证了译文的结构完整、稳定。
林译本不仅还原了原文本中主体情感与客观意象之间的“对话”，还增加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丰富了译文的视角，使译文极具开放性。由于结构和语言的恰当处理，复调性的特征并没有对译文结构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构成挑战，反而因为首尾的呼应回响使得译文结构更为紧密。
在林语堂的译本中存在的各种类型的“对话”丰富了了译文的视角和话语状态，让译文呈现出复调的多元性。其翻译手法对后世译者产生了深远影响，很多译者在翻译其他宋词时也运用了复调理论，如：许渊冲先生在翻译《水调歌头》时，将“月有阴晴圆缺”译为“The moon is bright or dim and she may wax or wane”将“千里共婵娟”一句译为“Though miles apart, we’ll share the beauty she displays”其中指代“月亮”的“she”指代月亮不仅是一种拟人的处理方式也是一种“对话”，这个“对话”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是作者与读者的交流。作者通过引入第三人“she”构建出“作者、读者、月亮”三个对话主体，对话的方式拉近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增进了读者的认同感。许渊冲先生在翻译《雨霖铃》一词时更是充分利用了复调理论，他将“都门畅饮无绪”译为“Can we care for drinking before we part?”原词此处并非问句，许先生却将其处理为问句，这是译者再向读者发问，让读者将自己代入其中仿佛自己就是“we”中的一部分。该词下阙“今宵酒醒何处”“Where shall I be found at daybreak From wine awake?”以及“更与何人说？”“To whom can I lay bare my heart”两处都是词人自己与自己的对话。译文中上下阕的三处问句不仅复现了原词中词人的自我对话，还增加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实现了译文的完整性和呼应性同时还增加了读者参与感。伯顿·华岑（Burton Watson）翻译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也体现了复调理论。“无处话凄凉”“cold thoughts—where can I talk them out?”以及“料得年年肠断处”“Year after year will it break my heart?”都将原词陈述句译为疑问句体现的是微型对话，将“小轩窗，正梳妆”译为“You were combing your”增译主语“you”是让作者与读者进行对话，增加译文交互性，丰富译文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