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书》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特殊的种族歧视历史背景下，然而影片却用一种平和的方式将美国那段悲剧性历史呈现在观众面前。影片故事发生于1962年，正值约翰·肯尼迪总统当政期间，他的弟弟——时任美国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用一通电话帮助谢利博士摆脱了困境。“误识”由此产生，影片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将种族斗争的惨痛现实“误识”为谢利博士的语句“肯尼迪兄弟正在尝试改变这个国家的现状”。影片在无意间对美国黑人争取自由的艰难路程进行粉饰，观众视野中的民权主义在平和之中推进，影片中黑人权力的保障甚至来自于权力的威压。影片为观众提供了可供想象性认同的素材，看似如谢利博士般的黑人正在逐渐被白人托尼所接受，种族平等的愿望出现了曙光，然而震惊世界的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和1968年相继被刺杀的马丁·路德·金与罗伯特·肯尼迪却在影像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下被掩盖。
在此，阿尔都塞所说的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态之间的“想象关系",可理解为拉康意义上婴儿通过镜像对自我所产生的虚假的完满感。对观众而言，跨越种族藩篱的胜利只存在于自身的完满想象中。事实上，通过“误识”基础上的“询唤”，影片的意识形态剔除了作为主体的观众对于社会的不满因素,观众在一种温和的种族和解过程中获得了归属感、参与感、安全感和荣誉感。并且这种令人舒适的情绪体验比冲突、暴力、血腥、错误所带来的紧张感更具稳定性，并使主体在此后的询唤过程中转为对意识形态的主动寻求。在此情况下的人们不愿再去质疑社会制度中的一切不平等，主体将不再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绝对服从权威,“自由”地接受驱使,成为国家机器的自觉臣民。
作为主体被影像“询唤”的观众，在温和的想象性认同中剔除了对社会的不满因素,臣服于影像所传播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被“询唤”的观众而言，种族冲突的藩篱变得像谢利博士打通肯尼迪总统的电话那样简单，一切对社会、政府潜在的抵抗欲望在这段温馨的历史记忆中被隐去。由此，《绿皮书》就变成了阿尔都塞式的以媒体形态运作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观众从批判的、独立的的个体变成了影片传递的意识形态下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