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后展开了对封建残余的批判，思想界将尽快完成近代化作为克服传统的集体主义的途径，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将近代化简单理解为了西方化，于是“战后主体性思想中相互依存的自我决定性和价值一贯性之间呈现出分离状态。不带有价值公约的个人主义，单纯以最大限度满足各种需求为内容的个人主义的主张，广泛被人们接受，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日本经济在50年代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经济的腾飞加速了日本人在思想上确认以自我决定性为内容的个人主义概念，在生态上也带来了生产过剩、消费过度、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后者直接导致日本政府政策重心的转移，前者则直至70年代才在日本思想界大量出现反思被否定的日本民族性格的观点，以寻找防御西方化冲击的同一性。
在《喂——出来》发表前，日本神通川沿岸发生的痛痛病就已经被怀疑与矿山废水有关，小说发表的同年东京成功举办第三届亚洲运动会。小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星新一在探索生态矛盾下物质条件和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背后，也关注着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垒交融所带来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阐释探寻未来道路的迷惑和忧心。较之一般的直接点题，星新一以其精巧的构思打破原有的叙事线条，用意象的建构唤起读者想象力的发挥，使小说具有了超越文本自身与现实的强烈感染力。小说着眼于宇宙及人类未来，字里行间表现的民族文化属性无疑是具有反思性和前瞻性的，人物的性格缺陷超越了一般民族性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考验。日本传统规范和近代化、西方化的历程都没有为如何弥补人的劣根性指出答案，保持对传统和自然的敬畏和坚持对人性的反思成为作者对未来的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