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文学传序》：“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说明了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对于地域文学的研究对象尚有争议，关于湖湘文化的定义，聂荣华等主编的《湖湘文化通论》中认为有两种：“从广义上来看，湖湘文化指自古以来生息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的各种精神文化及物质文化的总和；从狭义上来讲，则是指自古以来湖南的原住民、各个时代的移民及流寓者所共同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文化精神。”本文采取第二种观点，即文中所涉及的“唐代湖湘文人”这一概念既包括唐代的湖湘籍本土作家，也包括流寓在湖湘地区并在这里进行创作的外来作家。从现存湖湘文人的文学作品来看，以《沅湘耆旧集》和《唐宋人寓湘诗文集》为主，唐代湖湘文人所塑造出来的“渔父”形象丰富而多样，在其总作品中占有一定的地位，重在描写“渔父”的外貌性格及生活状态，以反映自己的心态及时代背景。其出现的原因有三：
1.自然环境的孕育。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这句话阐述了文学与地理之间紧密的联系。湖南属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带，气候湿热，雨量充沛，河网密布，水资源丰富。湘江、沅江、资水、醴水四水由西南向北汇聚洞庭湖。因此，我们认为湖湘文化其核心起源是水文化。多水便多鱼多舟，多鱼多舟，则渔业发达，唐代文学作品中有不少就反映了湖湘渔业的兴盛。如唐代诗人李群玉的《洞庭干二首》：“八月还平在，鱼虾不用愁。”李商隐《洞庭湖》：“洞庭鱼可拾，不假更垂罾。”“水”和“鱼”构成了“渔父”形象存在的必要条件，同时水的柔软与不争，鱼的自由与闲适，也与隐士的品格相似。
2. 悠久的文化渊源。屈原被流放到沅、湘一带，对湖湘文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湖湘文化的奠基人。《楚辞·渔父》这篇反映屈原高洁人格的作品对湖湘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渔父”这一形象也被赋予了潇洒闲适、智慧旷达的文化内涵，成为湖湘文化一个独特的审美意象。
3.政治交通的影响。古代湖南，被称为蛮荒之地，湖南文学也一直落后于中原和东南地区，显得孤寂、冷清。在唐代，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水陆交通的逐渐完善，两次较大的移民，使得南北文化加强了交流，再加以科举制度的兴盛，为湖南培养了李群玉、齐已、胡曾、刘蜕、曹松、廖融、欧阳询等一批才华横溢的著名的本土作家，湖南文学也渐有起色。另外，唐代的铨选、赴任、贬谪、奉使、游幕等一系列政策也加强了人口的流动性，李白、杜甫、王昌龄、柳宗元、刘禹锡、元结等一大批流寓文人的到来也推动了湖湘文化的兴盛，使湖湘文化体系更加的充实。他们创作了大量的“渔父”诗与“渔父”词，丰富了其形象的内涵，共同推动了湖湘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