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炫耀性消费是农民具备一定物质基础后的产物，而是近十几年、特别是取消农业税后情况更为普遍。在税费时代以及更早前的传统时期，农民不具备炫耀性消费的普遍基础，尽管不排除极少数人先富，但这毕竟是有限的。在一个较为传统的社会中，农民除了必需的日常消费外，外部消费主要是村庄中的人情往来，但在物质较为匮乏的背景下，人情消费并不构成负担，相反，它们还常常具有互助的性质。
费孝通早就指出，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中，“人情”不仅指人的自然性情，更包含着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规范，特别是“给予”和“亏欠”的关系。“亲密的共同生活中各人互相依赖的地方是多方面和长期的，因之在授受之间无法分一笔一笔的清算往回。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倚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
特别在传统农业社会里，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力物力短缺是常有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彼此间相互帮忙是非常必要的。这其中所体现的就是斯科特所说的农民的“生存伦理”，很多看似奇怪的活动与人际交往，其实都具有隐蔽的保险功能。湖村也是如此，不少村民回忆，至少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亲戚邻里之间相互帮忙是非常普遍的，而且谁也不会想到要什么报酬。因为今天你帮别人忙，下次你也可能需要别人帮忙，这个是无法算得那么清楚的。这种帮忙的范围也很广，从农忙抢收到红白事，甚至逢年过节一起吃个饭也不分你我。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人情关系及规范的理解，成为了所有人认可并普遍接受的观念，进而成为“地方性共识”，并逐渐成为大多数人的无意识行动。“在人情礼俗化的熟人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围绕着人情关系展开，行动准则是人情规范”，这可以被视为关于人情的乡土逻辑。
当然，人情的往来与亏欠也是分远近的，这点和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相关。一般来说，人情往来首先发生在近亲之间，对一个家庭而言，通常是夫妻双方直系的兄弟姊妹，然后是表亲。其次便是远亲，远亲的往来密切度同时也与居住远近有关，通常来说，住得近的自然往来就多，住得远了就会少，甚至除了有大事可能也没太多来往，这时候就真是所谓远亲不如近邻了。然后是周边村民，湖村当地俗称为“地方”，地方的范围基本是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因为绝大数人的交际范围还是局限在本村民小组内。当然也有少数村庄精英的交际范围超出了小组，但本小组的地方人情仍然是最集中的。
但也是在九十年代后，随着农民外出务工的普遍化，物质生活的改变，湖村的人情开始出现了货币化倾向。过去，所谓人情只是纯粹的人工帮忙，劳动的无偿付出；如今，除了过去的帮忙方式外，还出现了钱财的救助与算计。首先是人情礼金的出现。过去在红白事当中，从招呼客人到准备筵席都难免需要人手，单独一家人是绝对忙不过来的。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首先是食材出现了很多半成品，需要人手大为减少；其次开始请乐队来演奏或办法事，这属于纯粹的支出且亲戚邻里都无法帮忙的事项。这样一来，人情就由纯粹的劳务付出逐渐过渡到劳务+礼金的形式，而且越往后劳务付出越少而礼金的成分不断增加，到最后除了近亲外，常常都不再有劳务帮忙而完全以礼金代替了。与此相应的，红白事的办理也越来越专业化、外包化，婚礼、丧事都要请外面的公司来运营，当然其费用也是日渐高涨。
除了礼金外，人情货币化的另一重要体现则是借钱。在原来商品经济没有充分发展起来时，农民的外部购买需求很有限，但随着商品化的推进与进城务工带来的收入增长，农民的消费需求也增加了。最初，村民偶尔有时候遇到需要用钱而手头不够的情况，就会去找亲戚借。当然数额并不会太大，因为大家那时候都不是太有钱，而且虽然是亲戚，既然借了钱也都是会尽快还的。不过慢慢的，借钱的数额开始变大，还钱的周期也开始增加，有时候除了亲戚外也会向邻居朋友借。不过因为借钱周期的延长，所以有些富裕村民在对外借钱时也要收取利息，这点也能得到大家的接受，但碍于乡土关系，利息收得比较低。以该村某位因拆迁而致富的村民为例，直系近亲借钱向他通常是不收利息的，外人则视乎具体原因从1分到5分不等，应急借钱利息较低，但如果是做生意之类的就收得高些，至今他已借出8万多元还没收回来。因为还钱周期的延长，谁也不敢保证什么时候能还清，不过尽管如此，一般人们也不会去向别人主动讨债的。这也是乡土社会的人情默契，正如费孝通指出的，“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算账’‘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
当然，反过来也一样，不算账的另一面是欠钱者也有还钱的自觉意识，不管拖多久最后总得还，这是大家的一个默契。也正是这一点维系着村庄人情免于清算的共识。不过这一切有个前提：就是这种乡土社会的基本秩序不变，如此才能维持住人们的人情思维方式。而一旦乡土社会自身的基本秩序发生了变化，那么对于人情的看法也就相应无法不发生改变。而在这方面，中国农村在过去十几年里恰恰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村社会流动增加，社会经济分化，农民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相应的，人们看待曾经的地方性共识的方式也就难免会发生变化，特别是人情消费日趋功利化，经济利益的影响不断加深。这样一方面，村庄熟人社会的人情规范仍存在，但另一方面，人情规范的运转方式却不再被村民默认为理所当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炫耀性消费为二者的矛盾找到了一个暂时的平衡点，下文将阐述这一平衡的产生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