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诸子之著均有论及《春秋》，引用《左传》其文其事及史实也多有所见，亦有言《春秋》而实指《左传》的情况。分述如下：
（一）引《左传》，未提《春秋》
《管子》中的“春秋”均指时节。管子生年早于孔子及左丘明，孔子评价管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子》一文未及孔子的《春秋》亦是当然，但有五处用到《左传》史事。但先秦诸子成书均有后学羼入之因，《管子》中有《左传》也于事合理。《管子·大匡篇》有鲁桓公携夫人文姜见齐候，文姜私通于齐候，齐侯致死鲁桓公之事，此事见于《左传》桓公十八年。《大匡》篇又及鲁襄公之死前后事宜，见于《左传》庄公八年，只有几处用词不同，人物、史实、事件、语言大数相同。先秦书籍流传不如今天便捷，有些是据之前自己记忆引用，有些是据口耳相传引用，所以引书不必字字尽相同。戴维亦说先秦之书称引他书他人说法，并不十分精确，具其大象即可。
《孟子》中屡见引用《左传》之事，戴维在其《春秋学史》中说《孟子》虽未明言《左氏春秋》，但运用《左传》史实5处。其中《孟子》用《左传》中言辞两处：《滕文公上》篇有“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见于《左传》定公九年的鲍文子谏词。另有《离娄下》篇“君之视臣为土芥”以及“文王视民如伤”，化自《左传》哀公元年。逢滑不忍射杀其祖师，见于《左传》襄公十四年，人物不同，细节相差也较大，但整个事件情形相差无几。戴维说：“两者内容有比较大的差别，孔颖达疏《孟子》认为：‘孟子辩士之说，或当假为之词，此传就是实也。’孟子引《左氏》时应有失误，或疑孟子另有所本。”另外《孟子》中一处用《左氏》之义。《梁惠王下》有：“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公羊》有“君弑贼不讨，不书葬”，可见《公羊》是反对弑君的。《左传》则不同，宣公四年云：“凡杀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是《左传》并不认为君不可杀。孟子说的诛一夫同《左传》称赞杀无道之君。孟子用的就是《左传》之意。
《庄子·胠箧》篇有“唇竭则齿寒”，与《左传》僖五年“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略同。
《荀子》也有《左传》中之事。其《致士》篇说：“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僭勿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此段话化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仅有几个字不同，语意则丝毫未差。《宥坐》篇有“子产诛邓析、史付”，而《左传》定九年“郑驷歂杀郑析”，词不尽相同而事同人同。《非相》篇还有楚白公之乱之事，此事见于《左传》哀公十六年，也见于《国语·楚语》。这就应该考虑到史书同源的问题，《左传》与《国语》同为史书，皆记一件史事是自然。因而不好辨别到底出自《左传》还是《国语》，还应考虑口传的原因，因此此处存疑。
诸子引用《左传》之事之语未提及《春秋》
（二）《春秋》指孔子所修的《春秋》
《孟子》中多次言及《春秋》，指《春秋》经者居多。见于：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从孟子的师承中来看， 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在《孟子》一著中，多有引用曾子、子思之语，曾子是孔子晚年最得意的学生，子思为孔子之孙，曾子的学生，因而孟子是孔门后学。他所说的《春秋》就是指孔子所修的《春秋》。
《庄子》中七次提到“春秋”，三次为《春秋》经。分别见于：“《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齐物论》）；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天运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天下篇》）从他对于《春秋》的赞誉及与其它五经并言齐举，当指《春秋》经无异。但是汉代时才有六经之名，立五经博士。因此《庄子》中的这段话有后学之说的成分。宋代黄震考证说：“庄子生于战国，六经之名始于汉，而庄子之书称六经，意庄子之书亦未必尽出于庄子。” 此说诚然。日本学者本田成之说《庄子》中的“六经”之名及其说明，可能是后汉以后之人之手。因此《庄子》中的“春秋”不是庄子本人的《春秋》概念。但笔者以为，六经之名始于汉不可否认，但不能否认庄子时就没有这些经典与庄子对于经典的评价，从庄子明确说的“圣人”、“老聃”、“孔子”，并与《春秋》齐言并说，其《春秋》当指孔子所修《春秋》。
孟子与庄子对《春秋》的评价，与前面《国语》中的“春秋”相较，最大的不同在于：一是将《春秋》与圣人孔子联系在一起。孟子明确说《春秋》是孔子所作并且孔子赋予了《春秋》别样的意蕴，可以使“乱臣贼子惧”，因此孔子自谓“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以及窃取《春秋》之义之说；二是将《春秋》与天子联系在一起，《春秋》具有治理社会的作用，是“天子之事”，有“经世先王之志”。因此二人所说的春秋就是孔子所修的《春秋》。胡安国说学《春秋》之人必知纲领，然后众多的细微之处才会有条理。胡氏论及发明《春秋》纲领之人有以庄子、孟子为首的包括董仲舒在内诸如七家其意义就在于二者对《春秋》的意义的高瞻远瞩的赋予层面。因此孟子、庄子所说的《春秋》是指孔子所修的《春秋》无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