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后晋时石敬瑭命修唐史，书成，名《唐书》，为与之后宋初欧阳修等人编撰的《唐书》相区别，又称此书为《旧唐书》，“《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所述较为真实。在此书中，赵丽妃不再是清欲的女冠形象，也不是颇有见地、德才卓著的后妃形象，而呈现出颇具儒家风范，居于“家内”的太子之母形象。
“瑛母赵丽妃，本伎人，有才貌，善歌舞，玄宗在潞州得幸。及景云升储之后，其父元礼、兄常奴擢为京职，开元初皆至大官。及武惠妃宠幸，丽妃恩乃渐弛。时鄂王瑶母皇甫德仪、光王琚母刘才人，皆玄宗在临淄邸以容色见顾，出子朗秀而母加爱焉。及惠妃承恩，鄂、光之母亦渐疏薄，惠妃之子寿王瑁，钟爱非诸子所比。瑛于内第与鄂、光王等自谓母氏失职，尝有怨望。”
这段记载出自《玄宗诸子传》“废太子瑛”一节，是《旧唐书》中有关赵丽妃的唯一一处记载。也就是说，张说碑文中丝毫没有提及的瑛母身份，到五代时竟成了丽妃唯一值得史官记录的形象。
这段记录中，丽妃的身份主要是太子李瑛之母，她容貌出众，较早追随玄宗，因生子加宠，后因武惠妃独宠，失宠于玄宗，其子李瑛因之也受到玄宗冷落，为此，子李瑛对她颇有怨言。在整段记载中丽妃没有任何主动行为或是思想，她似一位事事顺从的女性，不争不抢，对夫玄宗服从，对子抱怨也未有表示，得宠得益于美貌和子嗣，失宠是因丈夫宠幸她人，虽身处后宫，却无任何政治意象。可以说，她的整个形象描述都围绕其母亲角色展开，得幸所以生子，生子才得加宠，宠失进而得子怨，且她的活动范围也仅限“家内”。因此，在这段记载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典型居于“家内”的儒家母亲形象。
在《旧唐书》中，这段记载之后紧接着就是惠妃陷害太子瑛，并最终将其赐死的历史事件，即，史官其实是将赵丽妃放在这个大历史背景下讲述的，但从史官的描述看，赵丽妃在这个大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就是被动的旁观，她没有为争宠做努力，也没有对儿子的抱怨有任何表示，她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位毫无力量、对夫对子极度顺从的“居内”女性形象。如若不是拥有“丽妃”这个封号，很难想象史官这里描述的是一位位列次妃的女性。
更让人疑惑的是，由前张说所撰碑铭可知，丽妃是以道士身份下葬的，古人对死后身份历来看得很重，如太子瑛定要写成“废太子瑛”，武惠妃要写作“贞顺武皇后”等，但是全书对丽妃身份的描述仅是“瑛母”，对女冠身份只字未提。这与张说的描写截然不同，张说为了体现道士身份，甚至整篇墓志都未提废太子瑛。
究竟为何后晋史官要将赵丽妃描述成一个居于“家内”的母亲形象，而非如唐代张说般塑造一位虔诚道教的女冠后妃。要弄清这一点，就必须了解五代后晋时的历史背景。
首先我们有必要继续追踪太子之位争夺的故事，废太子瑛被废杀、赐死后不久，惠妃也因杀害三皇子怖而成疾、不痊而殒，可惜的是，最终寿王瑁并没有被立为太子，继位的是元献杨皇后所生的肃宗李亨。其实在惠妃去世之时，废太子瑛一案已是人尽皆知的冤案。代宗宝应元年（762年）时，废太子瑛一案终被昭雪平反，瑛复为皇太子，兄弟瑶、琚也复赠为王。因此，两百年后的后晋人无需再如张说一样，要向当时的朝臣透露玄宗的政治意图，且在他们看来，惠妃杀害皇子已是不争的事实，是应该谴责的对象，而她的对手废太子瑛在政事上并无大过，且于死后二十五年才被平反，于情于理都应给予同情、正面积极的评价和形象。如此，丽妃生子瑛就是一件应该大力赞扬之事，而非刻意避讳之文，且为与惠妃的干政、谄媚、狠辣做对比，警示当世，史官们就定要将丽妃书写成一位温顺贤良、正面积极的后宫女性。
其次，从后晋现实的政治情况看，后晋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处于动乱状态，外有契丹、内有叛乱，晋高祖石敬瑭虽有六子，但五子均早死，其中2子死于战乱，余下的石重睿年幼，高祖临终前托孤于冯道，“盖欲冯道辅立之”，但及高祖崩，“冯道与侍卫马步都虞候景延广议，以国家多难，宜立长君，乃奉齐王重贵为嗣。”继位的出帝重贵到后晋灭国之时也只有二子，石延煦和石延宝，因此，后晋皇室存在严重的子嗣不足情况，这也使得刘昫等人更加关注后妃的生育，因此，突出丽妃的母亲角色也有隐喻后晋当朝之意。
最后，五代时的社会价值观与玄宗开元时期已有了很大不同，突出表现在对女性品德的判定标准以及对宗教态度的不同。随着安史之乱对社会的巨大冲击，思想界也掀起了对社会秩序的重新思考，“华夷分离”日趋明显，文化自此整体转向“内向化”，在此背景下，韩愈等发起了“复兴儒学”的运动，儒家的主体地位再次凸显，三教融合进入全新阶段，道教、佛教等宗派积极吸收儒家价值观，力图将自己改造成中原正统思想。由此，自唐中后期起，中国的三教融合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以儒为主。五代时，这一趋势继续发展，唐前期对个性的褒扬，对现实的享乐逐渐变成后期对行为规范的重视，对个人社会、家庭角色的看重。唐后期《女孝经》、《女论语》等女性规范书籍的大肆流行突出表明了这一时代的特点。
具体到后晋史官，他们的书写代表朝廷之观点，虽然当时最高统治者石敬瑭本人“慕黄、老之教，乐清净之风”，并多次召见道士询问治国之道，但皇室与道教的关系已发生根本变化。最为明显的一点是就是随着李唐王室覆灭，道教原有的“国教”地位不复存在，道士已不再是皇室成员正统性的标志，因而政府此时无需刻意在思想价值上对道教有所偏向。而与此同时，目前正处在内忧外患的动乱时期，朝廷的首要目标是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因此，他们突出强调的应是个人应该遵守的规范。对于后妃女子而言，她们最重要的职责自然是生育子嗣，这是礼制、法律的明文规定，也是儒、道等思想均为认可的观念。由此，在后晋史官观念中，丽妃最值得书写的就是她居于“家内”的太子之母形象。而当这一形象的书写进入官方正史也就从侧面表明在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们评判女性价值的标准发生变化，女性从夫从子的“居内”形象已超越了她们个人的信念、职业。
因此，到五代后晋时期，出于对丽妃本人的同情及勘育后世的目的，史官们努力将丽妃刻画成一个堪称当世典范的女性形象，在对女性从夫从子的“家内”角色高扬的社会背景以及后晋皇室少子的现状下，在《旧唐书》中丽妃就被塑造成一位顺从的太子贤母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