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居于“家内”的典范后妃形象
到北宋仁宗时，官方又重新修了《唐书》，为与后晋时所修《唐书》相区别，称此书为《新唐书》，该书的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主持编修。在这本书中，丽妃共有两处记载，一处是以瑛母形象出现在《十一宗诸子列传》“太子瑛”一节，只一句“赵丽妃生瑛”，表明赵丽妃是废太子之母的事实，这既是对历史事实的遵循，也从侧面反映出宋人对女性母亲身份的重视，是对五代女性观的继承与发展。第二处是以次妃形象出现在《后妃传》“贞顺皇后武氏”一节中，列如下：
“初，帝在潞，赵丽妃以倡幸，有容止，善歌舞。开元初，父兄皆美官。及妃（武惠妃）进，丽妃恩亦弛，以十四年卒，谥曰和。生太子瑛。而皇甫德仪生鄂王，刘才人生光王，皆籓邸之旧，后爱薄，而妃（武惠妃）乃专宠。封所生母杨郑国夫人，弟忠国子祭酒，信秘书监。将遂立皇后，御史潘好礼上疏曰：‘《礼》，父母仇，不共天。《春秋》，子不复仇，不子也。陛下欲以武氏为后，何以见天下士！妃再从叔三思也，从父延秀也，皆干纪乱常，天下共疾。夫恶木垂荫，志士不息；盗泉飞溢，廉夫不饮。匹夫匹妇尚相择，况天子乎？愿慎选华族，称神祇之心。《春秋》：宋人夏父之会，无以妾为夫人；齐桓公誓葵丘曰：‘无以妾为妻。’此圣人明嫡庶之分。分定，则窥竞之心息矣。今人间咸言右丞相张说欲取立后功图复相，今太子非惠妃所生，而妃有子，若一俪宸极，则储位将不安。古人所以谏其渐者，有以也！’遂不果立。”
这段记载与前《旧唐书》所述内容大体一致，都指随着惠妃的专宠，丽妃失宠，但两段论述意图却大相径庭。《旧唐书》重在书写太子之位的争夺过程，丽妃在其中充当的是瑛母角色，此段记载则重在惠妃立后一事，强调立惠妃为后的“荒唐”、“无礼”，丽妃于中充当的是与惠妃形成对比的典范次妃形象，可以说，丽妃形象在此出现就是为凸显惠妃“称后”的不妥，其一，丽妃出身清白，不似惠妃“从叔三思也，从父延秀也，皆干纪乱常，天下共疾”，其二，丽妃生育太子，惠妃也有子，如若惠妃为后，储君之位必然不稳，造成动乱。两方面的对比，将丽妃塑造成一位“和”而不争，具有正统特质的次妃形象。
为何宋初史官要将五代史官刻意隐晦的次妃形象重新提出来，将丽妃形象与政治纲常联系起来？笔者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宋代的政治实况密不可分。宋代是后妃摄政频繁迭出的年代，据统计，两宋共有九位后妃临朝称制，属历代之最，以致当时还建立完善了女主垂帘听政制度，使这一现象更加制度化、合法化。就在此书编撰的宋仁宗朝，真宗刘皇后就垂帘长达十一年，时真宗去世，年仅12岁的仁宗继位，“遗诏尊后（章献明肃刘皇后）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自此，直到明道二年（1033年）刘皇后去世，大权一直在太后之手。在此政治背景下，宋人对后妃特别是皇后的选择尤加重视，因它已不仅是皇帝个人的情感选择，更关乎一朝的政治稳定。故而，宋祁等人在重新撰修史书时，面对这样一位在当时位高权重又生育太子的次妃人物时，且为与惠妃的“违礼”作对比，必然要特重她的政治联系，强调其政治地位（位列次妃）、家族势力（父兄皆美官、生太子瑛）以及对权利的态度（谥曰和）等，于是，丽妃便被重新塑造成一位在开元初期位高权重、贤良淑德的后妃形象。
为与惠妃作对比，凸显丽妃贤良淑德的后妃形象，宋祁等人指出了丽妃的两个特点，一是家族清白，二是生育太子，即表明，丽妃的正统性很大程度是建立在本家家世与子嗣职位的基础上，这与张说碑文中强调丽妃自身“故坐而论教，则比位三司；动而具瞻，则仪刑六列者矣”的政治才华很是不同。从中就可透视出，宋初的社会价值观较盛唐已发生变化，文人们对女性的价值评价更趋向“家内”，看重女性在家庭中为女、为妻、为母之角色，体现出儒家思想此时在社会中的绝对强势地位。而对女性个人特质的忽视也造成宋初重构丽妃形象时，丽妃的女冠形象又一次消失了。

（二）因宠立子的政治型后妃形象
治平三年，宋英宗命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并设馆编修，书成，神宗大为赞赏，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一部具有强烈儒家正统思想的政治史著作，重在讲述历来治乱兴衰，以使统治者有所启示，有助政权统治。在这部书中，赵丽妃被书写成一位因自身宠爱，其子被立为太子的政治型后妃形象。
“嗣谦，次子也，母曰赵丽妃；帝置惠妃、丽妃、华妃，以代三夫人。丽妃以倡进，有宠于上，故立之。以母宠而立其子，母宠衰则子爱驰矣。为后废太子张本。倡，昔昌。”
在这段记载中，丽妃不再是清欲的女冠，被动顺从的家内母亲，也不是依靠生子成就正统地位的次妃，而是一位凭借自身宠爱使子得到太子之位的具有极强主动能动性的政治型后妃形象，特别是其中一句“丽妃以倡进，有宠于上，故立之”突出强调丽妃自身强大的政治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