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美国社会学家戈登（MiltonM.Gordon）在其出版的《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一书中提出了衡量族群或民族关系的七个变量，当前多数学者仍以这七个变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民族关系的重要指标。这些变量包括文化或行为（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异族交往频率和程度、通婚状况、族群身份认同程度、族群偏见程度、族群间歧视程度、价值和权力分配方面的冲突程度等。变量的细化使得族群关系或民族关系研究变得可操作化。但是，这些变量中多数是针对个体间关系的，考察的更多的是个体之间在族际各方面的“交流、融合与同化程度”。但这一产生于西方“个体主义”土壤的理论，在分析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关系时，往往陷入困境。采用戈登方法研究中国民族关系的学者，大多集中于对村落、家庭或人物个案等微观层面的探讨，这些探讨重视个体间的交往交流，而不能对“集体性”的民族间交融有比较清晰的把握。
上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较早阐释中国民族关系的尝试，也是宏观把握我国民族关系的基本出发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深刻影响了中国民族关系的探讨，直至今天依旧是关于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理论；甚至还影响着中国历史的书写方式，有学者开始尝试从民族角度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历史，并以此来探讨中华文明演进的脉络及其动力机制。“多元一体”理论以中华民族的核心凝聚力为本位，认为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核心、诸多民族经过历史上的交流互动而形成的。那么，如何理解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地域内的民族关系状况呢？就在费孝通先生提出“多元一体”理论后不久，李绍明先生于1991年发表了《论藏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徐平于1992年发表了《试论羌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覃彩銮于1995年发表了《壮族传统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及其成因》等，专门就民族地区的“多元一体”格局特点及其成因进行探讨。这些为理解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提供了思路和启发。
研究和理解当代我国民族关系时，既要深刻把握宏观研究上“多元一体”的深刻涵义，也要结合微观研究中操作性较强的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才能把握我国民族关系的实质。本文以费孝通先生1989年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为基本，结合戈登的相关理论，从语言使用、通婚、生活习俗（包括衣食住行、贸易交换、习俗文化）三个方面入手，运用人口普查资料、统计年鉴、访谈案例等材料，从中观层面对甘肃藏区诸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状况进行考察分析，以期对该地区当前的民族关系有一个比较全面准确的理解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