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撒尼尔·霍桑出生于19世纪美国的萨勒姆。他的祖先是狂热的清教徒，并且他的祖辈参与过对异端的迫害，而且祖先曾担任的“萨勒姆驱巫”事件的法官。而其自幼丧父，跟随母亲一起到了萨勒姆的外公家生活，深受清教的影响。霍桑在萨勒姆居住了十多年，曾离开过，但是在1845年又搬回了萨勒姆。而成书于1850年的《红字》可以说很好地承载了霍桑的宗教观。南希·舒尔茨认为，霍桑将其复杂的宗教情结寄托在了萨勒姆上，萨勒姆饱含了霍桑对清教的反抗和对其道德的不满。他意识到清教这种有些极端而又扭曲的伦理对人性的压抑和对幸福生活的摧残，但同时又无法毅然决然地彻底摆脱这种他从小就深刻浸染的文化传统。
霍桑对清教的矛盾态度在上大学之后，就变得更为复杂。霍桑本人有对新事物的渴望，他在崇尚自由的大学里接受了各种文化思想的熏陶，热衷于参与各种活动的他更多是认可追求自由的世俗社会。1841年，霍桑离开了海关之后，他开始接触了超验主义，交往了爱默生和梭罗这些超验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并不是超验主义的狂热者，对超验主义持保留态度，霍桑只是借鉴了爱默生的理论，但保留了其独创性，批判了爱默生精神和清教主义，但是超验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霍桑自身的宗教观。马丁·凯沃基安[2]认为霍桑的思想是复杂的，因为他既反对清教主义，又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不断更新自己的宗教真理。
正是因为霍桑自身的对清教的复杂态度使他在创作《红字》的时候会对清教的批判显得有些保留，他批判矫枉过正的道德伦理和对人性过度的压抑和约束和清教极端思想，但也意识到道德对世俗社会的力量，是有其自身的积极作用。《红字》正是一个以萨勒姆为背景，霍桑在自身宗教情结的影响之下，创作出了这样一个以17世纪的清教社会为背景的作品。在小说中，他描写了被清教思想占据的民众是如何看待通奸的，在代表父权的清教社会妇女们受到社会约束并且也深受自己思想的约束。而且霍桑在小说的创作中融入了女巫和撒旦的元素，女巫和撒旦不断诱惑着海斯特和丁梅斯代尔。彭石玉[3]认为深受清教影响的霍桑创作出来的海斯特和丁梅斯代尔是有宗教原型的，他们映射的就是《圣经》中的亚当和夏娃，并且他们犯下的是人类最初始的原罪。而且甘文平[4]更是深入分析了海斯特、丁梅斯代尔和齐灵沃斯与替罪羊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