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与清教的紧密联系使他“会表现出对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的好感”。他对于清教伦理进行批判思考的同时，看到了相应父权对妇女的压迫，也意识到了女性在父权统治下的卑微地位，而清教和父权紧密相连。他曾在他的日记中对于妇女接受教育给予肯定并肯定了女性相应的地位。萨克万·伯科维奇称霍桑是潜在的女权主义者，支持妇女打破旧世界。可能在当时这种思想是他女性主义的萌芽。而这些思想却恰如其分地体现在了他的代表作《红字》之中，促使他女性主义思想的最终形成。
1.清教的反叛者——海斯特
在小说中每一次对清教伦理的反抗，就是海斯特突出身上女性主义的时刻。他将与清教抗争的重任赋予了一个女性角色。海斯特身上具有突出的反叛精神，在文中，开篇就是海斯特犯了通奸罪，被清教的权威们架上高高的刑台，来强行拷问海斯特与她通奸的男人是谁。霍桑介绍背景的时候就讽刺了清教社会中的“法庭无非是公众舆论认可的裁决”，这就是17世纪的美洲大陆清教统治下的常态。海斯特因通奸罪在当时社会很有可能会被处以死刑，群众对此持冷漠态度并不奇怪，足以显示出清教伦理下人们人性的压抑。而且围观的人群中妇女们对海斯特的谩骂之声尤为醒目，更表现了在这个充斥着压抑的社会之中，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并且用这些伦理达到自我约束。这种情况下，妇女本身就是妇女解放、争取女性权利最大的阻拦者，在清教过多强调的原罪和俭朴自律的道德时，她们容不下道德污点的“异端”，穿着鲜艳、犯下通奸罪的海斯特就成为了众矢之的。正因如此，在围观处刑的群众代表的清教伦理压迫下，海斯特站在刑台上，她的内心是煎熬的是屈辱的，但是她自身保持着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并没有说出丁梅斯代尔的名字。此后，她被社会隔离，独自抚养女儿长大，保守着秘密，以无声的方式拒绝和抵抗加于自身的罪和压迫。她依旧坚韧地生活，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对需要帮助的人施以援手，她将原本是一种屈辱符号代表着“Adultery”变成世人眼中的“Angel”。她所代表和弘扬的是人性的光辉，显现出来的是真善美，有着完美的人性注定与清教的伦理相悖。
崔竞生、郭建友认为，海斯特后期的行为是对清教和父权的妥协，泯灭自我、回归社会，也表现了霍桑对女权主义理想的放弃。其实，海斯特回归到原始的小镇，是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在所有故事和纷争都已经结束了，但是有着完美人性的海斯特仍然选择回到了多年的生活的地方，并且还帮助那些向她求助的妇女们，她自身已经归于平静归于淡然。她再次戴上了红字“A”，“她戴它是完全处于自己的意志，因为连那个冷酷时代的最严厉的官吏也不会强迫她了”，因为她的“A”已经不再是那层屈辱的含义，在她自身的影响下，已经变成了美好寓意的象征，变成了她自身信仰的化身。她对男权社会挑战成功，只不过是以一种更为缓和温和的方式。海斯特的妥协只不过是换了种方式进行反叛，她曾想过离开但是她的坚韧、理性和勇气，和最终的命运让她留下来，仍然坚持着所代表的人性。
2.代表教权和父权的压迫者——丁梅斯代尔和齐灵沃斯
与海斯特形成对比的是两个典型的男性角色，牧师丁梅斯代尔和齐灵沃斯，身上的教权与父权结合紧密也各有侧重。相较于齐灵沃斯所代表的典型的教权和父权压迫者来说，牧师丁梅斯代尔带有一定受害者的意味。丁梅斯代尔有一定的反叛——与海斯特通奸，也有人性的弱点和对清教的妥协——不敢承认自己所作并在精神上已经按照清教伦理认定自己是罪孽深重之人。他和海斯特的对比更加深了其身为宗教牧师深受束缚与禁锢的痛苦，他从思想上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没有独立的思考与挣扎，他所经历的挣扎是对是否对公众承认罪行，当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是一种灵魂上的解脱时，也是肉身上的毁灭。丁梅斯代尔在精神上几乎没有任何叛逃，只是思想禁锢与人性斗争的矛盾者。丁梅斯代尔的矛盾正是霍桑所经历的，他将本身饱含的对宗教的矛盾观顺从宗教的挣扎一面给予了丁梅斯代尔，最后给予丁梅斯代尔在饱受折磨后仁慈地给予他灵魂解脱。在最后一章结局中，丁梅斯代尔死亡，小说焦点的争端尘埃落定之后，霍桑也格外描写了世人们的想法，他将三人的结局通过他人口述出来。这种形式介绍结局，令整个事件有一种真假难辨的色彩，因为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