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将语言结构置于水平轴，将风格置于垂直轴上，写作正是在这个二维空间之内摇摆。对于“零度”写作的提出，巴特几乎是以一种反证法的方式，他通过历史性的梳理，在古典写作和现代写作所存在的危机之上，建构起一种零度的，白色的中性写作。在巴特看来，古典写作完全被固化的语言结构所挟持，虽然古典写作中的语言也可称为“零度”，但这种零度的透明性并不是巴特所真正提倡的自由，它只是在阶级统治之下对语言意义和思想的抛弃。在这里，写作不具备自身的独立价值，它几乎等同于一种权力把持下的规则与秩序，作家没有必要去寻找能够表达其思想的语言，只需要利用科学性的编排，让写作变得具有对称性和支配性。古典写作之所以采用这种“假中性”的方式进行创作，其目的便是去除写作的自由性与思想性，支配之下的写作只是意识形态的另一种方式，它形式所控制，所制约，所吞噬，直至走向彻底“一元化”的歧途。等到了现代社会，资产阶级使固态的语法程序破碎，写作就不再执着于对语言结构的苦心安排，甚至走向了与古典写作完全相反的道路，但也依然没有达到巴特所提倡的“中性写作”。此时“写作将不是由于其用途，而是由于它将花费的劳动而被保全。于是一种‘作家——艺匠’的形象开始形成”，他们的“劳动价值多多少少取代了天才价值，他们用一种取悦于人的态度说，他们长时间地和大量地在其形式上花费了劳动”，写作不再像古典时期那样满足于权力的压迫，作家开始赋予写作神秘性与不透明性。从福楼拜开始，作家通过对语言的不断打磨与修饰以追求语言的新颖性，这呼应着资产阶级活动中的实用主义精神以及对作为“人”的作家的救赎，但写作也因此陷入过分追求辞法形式的“苦役所”。从古典时期的写作，到现代写作，语言也从被动得规范化，到艺匠式的作家，最终导致的结果是语言开始走向穷途末路，马拉美的失写症便是最好的证明。“这是此前对语言语言、形式极致追求的逻辑结果。混乱、无序的句法不断向前发展，致使的是社会性语言的解体，最终导致语言的沉默”，于是，巴特开始寻找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即中性的零度写作。
诚然，此时巴特所提出的中性的，零度的写作仍是依附于语言学的，他试图在虚拟式和命令式之间建构起一种陈述式。这种陈述式的写作是一种新闻式的写作，也就是巴特所赞赏的加缪《局外人》式的写作。在这种写作中，作家既不需要服从于意识形态下的语言结构的安排，也不需要苦心追求语言的华丽。正如巴特自己所言“这种中性的新写作存在于各种呼声和判决的环境里而又毫不介入其中，它正是由后者的“不在”所构成。但是这种“不在”是完全的，它不包含任何隐蔽性或任何隐秘；这是一种毫不动心的写作，或者说是一种纯洁的写作。”，也就是说，作家处于“不在”与“不介入”的懒惰状态，没有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压迫和作家个人色彩的表现，写作才真正达到了中性。那么巴特在对写作进行历史性的梳理时是否存在完全“中性”的写作呢？
其实巴特对于现代写作的态度是比较暧昧的，尤其是现代诗。现代诗已经具备了“中性”的状态，它的“字词不再被一种社会性话语的总意图引导向前；诗的消费者被剥夺了选择性关系的引导，而直接和字词相对，并将其看做一种伴随有一切可能性的绝对量值”，但是现代诗也因为脱离现实社会情境导致语言的专制，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压迫，这是巴特所要避免的。现代诗的这种悖论也预示着“零度”的悖论，巴特在语言结构与风格的对立之外所建造的“中性”最终也会沦为一种独断的规则，对古典写作与现代写作的反叛注定要在语言情境中进行，而谁又能保证“零度写作”不会成为一种新的支配性的规则呢？透过巴特对于语言结构与风格单一性的批判，我们真正所窥见的是其对于形式化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所以巴特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起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即使这些方式，包括“零度写作”，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最终会走入自我的困境，但他们必然是与专断、权力等分庭抗礼。语言学在其中只是巴特所借助的一种工具，我们不难想象有一日，巴特会抛弃语言学在新的情境下建立起新的对抗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