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将中性与零度等同之后，巴特的“中性”思想一直存在于其理论思考中，并且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相结合，始终带有一种剔除主体的决断性。直到1968年发生“结构主义不上街”之后，结构主义开始逐步走向瓦解，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巴特通过科学性试验反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方案走到了末路。但他并未走向语言的解构之路，而是逐步将“中性”与“零度”划分开来，并将“中性”引入个人生活与伦理实践的领域。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中性”思想在巴特理论中的位置愈加突出，它不再以一个形容词的身份寄居于语言学之下，而是凭借更加丰富的内涵成为巴特晚期思想中的新鲜生命力。
在1973年发表的《埃尔泰或字母艺术家》中，巴特称语言中的聚合体有四项：两个极项，一个混合项和一个中性项，其中两个极项分别是水平线与垂直线，混合项为二者的折中，中性项则是富有动态的曲线。也就是说，此时的中性不再像《零度写作》中的中性那样位于两个对立项之间，而是一种破除聚合关系，来回移动的激情与力量。对于“中性”的这一特征，巴特于1977-1978年在法兰西公学院开设的“中性”课程中做出了更加具体的强调——“中性为破除聚合关系之物，或者说，凡是破除聚合关系的东西都叫做中性”。聚合关系是索绪尔语言学中的观念，因为意义的存在而产生聚合，但意义往往意味着冲突与取舍。巴特所强调的“中性”不是非此即彼，而是通过否定达到肯定的积极意义，虽然反对断言性，却对差异的存在持以宽容的态度。这也再次印证了巴特真正所反对的是权力与秩序体系，或者说是一种将“权力节制在最大限度之内的”观念域。巴特深信这种僵化的权力与意识形态会带来危险，比如多格扎，“即各种习惯说法或者在公众舆论中经过不断重复形成的套话”。多格扎意味着僵化与死板，巴特通过“中性”来打破由意义的聚合而形成的舆论，并借此粉碎多格扎的权力压迫。零度的悖论便在于这种权力压迫的再形成，正如巴特在《自述》中所言：“假设一种悖论，然后，这个，当这个悖论腐朽变坏，成为新的多格扎，我又需要寻求新的悖论”，为了避免“中性”陷入这个怪圈之中，巴特引入了“欲望”。
巴特在“中性”课程中反复强调中性是无法定义的，并引入了老子的话：“了解道的人不谈论道，谈论道的人不了解道”。对于巴特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去追究中性的涵义到底是什么，而是欲望的产生。这种欲望似乎是不可言的，因为它无法体系化，只能被展示出来从而唤起人们对于差异和完满性的追求。我们无法用判断性的话语来为“中性”定性，因为它并非是要否定其他所有项而凸出自己，也非用强势的力量进行对抗，而是“指一些密集的、强有力的、前所未闻的状态。”，正如皮浪主义的怀疑论思维将话语判断悬置从而摆脱语言“法西斯”的陷阱一样。巴特在谈论沉默时表示，沉默之所以可是是“中性”的状态就在于这是一种沉默的欲望，而非被要求必须沉默，否则便又会陷入悖论之中。至此，中性“变为一个用以补充说明的、形容词化的名词，它不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一个具体词项，而是变得更加抽象”，并且这种抽象脱离了“中性——所指”的二元关系，转向“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个人状态。巴特的中性思想绵延到这里已经更加倾向于个人的情感与生活，换言之，他已经从符号的悖论之中跳出来，不再用宏大的符号学或结构主义体系对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化为一种个人的生活方式，即中性之欲。这也与巴特个人的性格有关，向来不喜政治地位与权威的巴特在《恋人絮语》出版以及在法兰西公学院任职以后，他的名声越来越大，并被冠以不同的称谓，这些来自社会的压力使巴特感到厌恶，“他打算卸下面具。他越是成熟，越是受人尊敬，就越是想毁掉他的塑像，又想毁掉他的地位”。由此可见，巴特晚年所追寻的是自身的愉悦，而“中性之欲”则可看做巴特在几十年的理论斗争之后为自己构建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