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我意识心理学中，别人对自己的态度犹如一面镜子能照出自己的形象，由此形成自我概念的印象，这种现象称之为镜像效应。来源于美国库利的“镜中我”理论，即所谓“镜中自我”，是指人们通过观察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而形成自我概念。《伤逝》是手记体小说，其特点之一即自我视角，在对与子君的婚姻爱情历程的回顾性记录中，从自我的虚构到自我的救赎，呈现的是涓生对自我的认知过程，其中即由镜像之我的虚妄认知开始。
婚姻爱情自有其特殊性，两性关系中最基本的前提就是性别差异，同时情感的发展呈现一波三折的多阶段变化，最初恋爱中的男女双方会多或少消隐真正的自我，以迎合的方式呈现于对方。由此看来，涓生与子君的情感萌发期符合后者，而无视前者，两性关系中双方的性别应具有的性格心理特征被有意忽略。在他们的相处中，子君到来是打破涓生沉寂而空虚状态，使之骤然生动的重要契机，他们的日常场景是男方滔滔不绝的激情宣讲和女方好奇忠实的无言聆听：“我的心宁帖了，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 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在两人的相处中子君一直是彻底的失语者，从没有形成双向沟通和对话，涓生有意无意无视这一事实：“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当我指给她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雪莱的标志性对于子君究竟意味如何，涓生并不想真正了解，他仅仅从自我的认知推及，更看重的是子君对自己的仰慕与跟随。诚然，作为五四时期的知识者，涓生对于自我有其自许。像《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故乡》、《祝福》中的“我”一样，在狂飙怒号的时代，都曾投身时代洪流，执干戚而舞，独战多数，有身为思想启蒙者、精神革命者的自我认知和使命感。不同的是，前者们独异众数，“他只有他自己”，如入“无物之阵”，“举起了投枪”是个体在群体前的勇敢①，同时咀嚼着孤独者的宿命，所以当“愿意我活下去”的同道也终于死去，“连这一个都没有了”，魏连殳自投死地，以生命为反抗旗帜，是最极致的绝望。但涓生不然，因为子君的知识女性身份，她接受了现代民主启蒙思想，大胆叛逆，反对婚姻制度、封建礼教，是最勇敢独立的时代新女性，无疑更符合20世纪20年代的语境，自然被涓生引为自己的同盟军和知音，是可以携手的追随者和同路人。在这样一个女性眼中，自己是被高高仰慕，是她的精神指导者、思想引路人，这样，实质上涓生就以双重虚构的方式建构了自我的假象：通过子君的镜像反应确立自我；同时以投射性认同形成对子君的印象。投射性认同指将自己的特点归到其他人身上的倾向，在认知和对他人形成印象时，以为他人也具备与自己相似的特性的现象，把自己的感情、意志、特性投射到他人身上并强加于人。在两者的认知中，由于投射性认同，涓生所认为的作为五四新女性的子君本身有着部分误差；对于子君反映的涓生的镜像自然也有误读，从而形成双重假象。
婚姻爱情是五四时期重要的时代主题之一，意味着并非简单的男女两性私事，而是青年们高张的反抗封建的标志性大旗，因而成为现代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问题小说的创作即多有婚姻爱情问题，鲁迅的创作却少有涉及。《伤逝》是唯一一篇，却显然更注重对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独特视角，其重心或许更在于现代知识者对自我的认知。对于五四时期的子君和涓生们来说，追求爱情自由是时代的主潮，是全部的力量来源，是反叛性的社会旗帜，所以针对会馆中身边老东西和小东西的窥伺， “她目不邪视地骄傲地走了，没有看见；我骄傲地回来。”“骄傲”是心理也是姿态，以此高调的示威和宣扬，有更典型的时代意义，当子君“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宣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时，涓生“震动”、回想，并有“说不出的狂喜”，因为他透过一个勇敢追求自由爱情的子君，试图看到其背后中国女性群体的觉醒：“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这并不符合热恋中爱人的心理，却无比贴合一个以思想启蒙为己任，谋求人类独立解放的知识分子的期待。实际上鲁迅一直关注中国女性群体，为此写过大量杂文，之前在小说创作中更多聚焦于低下层妇女，比如祥林嫂、单四嫂子、豆腐西施杨二嫂、爱姑等凄惨而麻木的命运，更通过吕纬甫、魏连殳体会过少女顺姑和辛劳沉默的祖母们的一生，至于知识女性形象则直到子君的出现，她喊着“我是我自己的”，与涓生相爱并出走，是勇敢出走的娜拉，但“我怎样成为我自己的”，子君不知道，启蒙者涓生没出路，在这篇小说中也没有答案，如同娜拉的出走，是决绝的姿势，但也只是姿势而已。鲁迅于1923、12、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演讲《娜（nuó）拉走后怎样》（后来收入他的杂文集《坟》），说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②《伤逝》中他依旧写出了子君这个出走的娜拉的结局：回来并死亡。
所以，在涓生的叙述中子君的宣言无比真诚，是时代强音；也是子君最先迈出自由同居的一步。事实上在两者关系中正是爱情激发了子君，使她在涓生视野中焕发时代新女性的风采，甚至令涓生侧目和推重，成为他想让她成为的那个人，那面镜子。正因如此，手记中子君越是勇敢无畏，其悲剧结局就越撼动人心。1925年代的涓生通过他人的镜像所期许的自我终究是虚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