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鉴》写就后进呈御览，“（汉献）帝览而善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申鉴》影响很大，不少文献皆有提及。刘勰《文心雕龙》曾多次提到《申鉴》内容。北齐刘昼《刘子》“爱民篇”则参照《申鉴》“政体篇”。庾信《齐王进白兔表》也曾用过《申鉴》“申威”典故。
到了隋唐，《申鉴》广为流传。《隋书·经籍志》将其纳入儒家类子部。唐太宗君臣对荀悦著作很是推重。《贞观政要》中“镜监”比喻，便是明证。太宗还曾赐李大亮荀悦所著《汉纪》，称“此书叙致简要，议论深博，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魏征编纂《群书治要》，也将《申鉴》作为重要著作，“节其要以便流观”（叶德辉语）。马总《意林》也曾辑录《申鉴》九条句子。……在此推动下，《申鉴》影响甚至播及异国，新罗国崔致远便引用过“驱鸡”典故。
后晋、北宋编纂新旧唐书时，皆将《申鉴》列入艺文志。而到元人修《宋史》时，却未将其纳入。这可能与荀悦著作在此期间“遇冷”有关。一来，司马光《资治通鉴》“推本荀悦《汉纪》”，却被时人认为“过荀悦汉纪远矣”。其二，宋人好义理，《申鉴》这般“辞直”著述可能多少受影响。即便如此，其依旧刻本流行，并受到不少学者注意。如南宋淳熙九年尤袤刻本（“江西漕台本”）。王应麟在《玉海艺文》、《困学纪闻》中也曾引述《申鉴》内容。黄震《黄氏日钞》卷五十七亦对《申鉴》简要评介，并摘录部分内容。金代赵秉文在给皇帝进讲时，进呈《贞观政要申鉴》一通，这些都是《申鉴》影响的反映（《金史·赵秉文传》）。
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在“文必两汉，诗必盛唐”复古运动助推下，加之当时编校刻书流行，《申鉴》迎来了几次重要刊印。其中首推黄省曾校注的文始堂刻本，该书九行十七字，细黑口，四周双边。黄氏校雠文字，辨订史事，发隐抉微，创获卓然。《四库提要》称其“引据博洽，多得悦旨”，后世刊刻多以此为底本；二是嘉靖十二年张惟恕刻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三是万历十年两京遗编本，九行十七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双边。四是万历新安程氏刻汉魏丛书本，以及何允中广汉魏丛书本；此外还有明万历刊刻《小荀子》一卷本，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以及崇祯张运泰、余元熹编刻的汉魏名文乘，其“盖杂采何镗汉魏丛书、张溥百三家集二书合并而成”。
逮至清代，随着经学昌明，“及考证学兴，引据惟古是尚，学者始思及六经之外，尚有如许可珍之籍。”在此情形下，诸子学兴起，长期列入子部的《申鉴》也因其重要的思想、文献价值而引发学人兴味。在用于考证经史之余，也得以进一步校勘流传。其中，较重要刻本有：卢文弨《申鉴校正》，该本全书通校，校正若干条；钱培名小万卷楼丛书校刊本，该本据《群书治要》、《后汉书》校补了不少内容，并附札记。孙诒让评价该本“佳”。除此之外，桂馥《札樸》曾对《申鉴》部分内容作了条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