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前哨》讲述的是两个白人殖民者在非洲贸易站上的遭遇。为了赚取佣金，两人选择离开他们习惯和依赖的“文明社会”，来到贸易站，在黑人马可拉的帮助下经营象牙生意。卑鄙的马可拉为二人弄到了一大批象牙，但很快他们发现是马可拉通过贩卖黑人换来的，这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加深了他们的困境。他们所属的贸易公司对他们毫不关心，一连八个月都没有送来生活补给。两个人的性情愈加暴躁，最终因为一点糖块而大打出手，在追打当中，凯亦兹不小心开枪打死了卡利尔。讽刺的是，第二天他们苦苦等待的公司汽船终于到来，凯亦兹听到远处的汽船鸣笛后彻底绝望，他害怕回到国内接受审判，跑出屋外在一个十字架上自杀了。
小说的情节表明由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造成的物化现象已经渗透到每个角落，并从欧洲蔓延到非洲，影响着每一个人。凯亦兹来到贸易站的目的是要赚钱给他的女儿买嫁妆；卡利尔则是因为懒惰不愿工作，总是去亲戚家里占便宜，他的连襟出于对他的厌恶才帮他在非洲找了这个差事。小说还提到了在他们之前来到贸易站并同样丧命于此的一个白人，他“曾经是一个穷困潦倒的画家，因为倦于空着肚子追求名声，便经过大力荐引，出国到这里来了”。这些人的境遇凸显出卢卡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分析过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特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所以画家需要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即画作进行顶礼膜拜，由画作的商品性决定自己的命运。因为他的作品不能转化为商品并且完成交换，他便只能放弃了艺术追求，在客死他乡之际无人问津。凯亦兹本是位慈爱的父亲，可是他对女儿的爱只能靠商品和金钱来体现和传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对人的戕害可见一斑。
物化的侵蚀和压迫只是造成凯亦兹悲剧命运的原因之一，即使是生活在商品拜物教的统治之下，如果他有能力赚到足够的钱，可能也不至于去海外殖民地。根据小说描述，凯亦兹在电报局工作了十七年，竟然还无力承担女儿的嫁妆。康拉德用“软弱无能的饭桶” (good-for-nothing-civilian)来形容他，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凯亦兹是如何落到如此无用和无能的境地？笔者认为，这是由于他受到的另一重压迫，即意识形态的塑造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
康拉德在对凯亦兹极尽嘲讽之能事的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描述了他和凯亦兹的真实处境，这些精彩描述和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契合度：

不是出于任何善意，而是因为稀奇古怪的需要，社会曾经小心照顾过这两个人，禁绝了他们所有的独立思想，所有的首创精神，所有的超越常轨的事；是以违者必死的法则禁绝的。他们只能在成为机器的情况下生活。现在，他们从耳朵上架着笔，或袖子上镶金边的人照看孩子似得侍候下解放出来，就像无期徒刑的囚犯在囚禁多年以后获释，不知如何使用他们的自由是好。这两个人缺少实际锻炼，不会独立思考，不知道怎样利用他们的能力。

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当中，阿尔都塞提出了“合格”的劳动力的概念：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想要长久维持，除了生产资料的再生产之外，都还需要进行两方面的再生产，即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从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社会培养出的劳动力不仅要具备劳动技能，还要区分出等级，下级自愿臣服于上级，这样才能够保持生产关系的稳定，才算是“合格”的劳动力。所以阿尔都塞说：“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的技能，同时还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对现存秩序的各种规范的服从。”对于凯亦兹和卡利尔来说很不幸的是，他们两个属于底层劳动力，资本主义社会不能让他们掌握太多技能和知识，才能让他们成为“合格”的生产力，否则他们就有可能具备反抗统治和剥削的能力。所以康拉德说社会“小心照顾过这两个人”并不是“出于任何善意”，而是为了让他们生活在一个全景敞式监狱当中，剥夺他们学习和培养独立生活所需的技能和心智的机会，成为维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底层基础。
《进步前哨》还提到社会对凯亦兹的“照顾”是由“耳朵上架着笔”和“袖子上镶金边”的人完成的，根据常识这两个词组喻指的是工厂(工人和木匠在劳动的时候通常把铅笔夹在耳朵上)和军队(英国的部分军装袖子上镶着金边)，也就是说康拉德敏锐地注意到国家机器的运转对个体的影响。阿尔都塞在马克思和葛兰西的思想基础上，把国家机器分为强制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两种。前者包括军队、法庭、司法等，必要的时候用武力镇压反抗，维持秩序，但这种方式成本太高且效果并不理想，这时候就需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作用了。它通过宗教、文化、传媒、教育等工具，让主流意识形态渗透到人们的心里，这样就可以用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对从属阶级行使隐藏的权力，保证社会生产顺利进行。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转需要借助“询唤”(interpellation)来完成，“所有意识形态都通过主体这个范畴发挥的功能，把具体的个人呼唤或传唤为具体的主体。”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比喻成警察，把个体比喻成路上的行人，警察对行人发出呼喊，后者转身回应，这样就完成了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塑造。在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上，意识形态可能把“劳动分工”、“各司其职”等观念作为询唤内容，使主体自愿走入意识形态结构当中，接受他们“被指定”要从事的工作，即给劳动力划分了等级，凯亦兹就是这样被询唤成了底层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