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琴音乐在蒙古国高教体制中之考察

诗曰：“马尾胡琴随汉车”，道出了汉唐时代，“胡琴”作为军中之乐奔疾在西域大漠广袤边塞的史实。“胡”之成“琴”成系之地是汉唐以来，相向中原长安逐居漠北胡人的之水草天地。“胡人”就是与千年前有中华血缘至亲的东胡、匈奴人后裔。今天主要居在中国、蒙古国、俄罗斯三国境内。

胡琴音乐作为中亚细亚草原文化最具族群认同的特质表征体，蕴涵着蒙古民族族群、部落的荆棘迁徙，扩张兼并，乃至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横扫欧亚、铁蹄世界的泣血文化史事。

胡琴音乐是冰川雪地，苍原戈壁中带有民族生存意义的吹、拉、弹拉、歌、舞、诗、文一体的艺术载体。其系统称为“胡琴”的概念，是从汉代起始。史记文献、曲词，歌赋均将“四胡、潮尔(马头琴)、三弦、火不思、长调、短调、呼麦”纳于一类，称为“胡人”所奏唱“胡琴”而咏。

蒙古国音乐史论家格·巴达粒呼在其论著《蒙古音乐之历史》称“胡琴”系下所派生的诸种弦乐器均为琵琶所制为据，并以蒙古、埃及等东西方乐器为考而制成。

中国学者，元明时期的四川新都籍文人扬慎在《升庵文集》对胡琴中三弦乐器有具象描述“今日之三弦始于无时以后。

当代日本学者林谦三在《东亚乐器考》中对古代蒙古乐器有大量论述，结论大意是“胡琴是这个西北苍原大地所有吹拉弹唱音乐的概称。”

对胡琴系中的器乐演进过程，及当代中蒙两国文化及旁及的俄罗斯布里亚特蒙古国胡琴概念的史论类分；其教育、演奏、创作、理论探究，笔者在著作《西部民族域内胡琴衍变融合录》里曾作过微观或宏观的分析。而于“胡琴”器乐主体的发生，当代中国音乐学家杨荫浏先生将其考据为“弦鼗连器”也与笔者著中考据“起于弦鼗”说法不谋而合。

至此，器乐胡琴在当今中蒙两国共同的起始，大至有了轮廊隐显。

而于谈及胡琴演义，必然谈到蒙古族，谈到蒙古族就不问避免地要谈到蒙古国。远眺那神密、隐约可见的北国血脉同胞，他们的胡琴系音乐清晰又朦胧，犹如挥之不去，又无处不在的魂灵神髓般忽闪忽闪地徘迥在笔者的心境中。

近现代中华一统的蒙古被分离成三。1918年，沙俄爆发了十月革命，外蒙古王公十分恐慌，应中国外蒙古地方官员的邀请，1919年北平军政府段琪瑞派出徐树铮将军率师进入库伦（今乌兰巴托）强化集中了中央对外蒙古的治理。1920年，被苏联红军驱赶到外蒙的白俄军队首领恩琴勾结蒙古地方上层，向中国驻军进攻，中国军被迫退出库伦，撤至买卖城。1921年斯大林支使策划苏赫巴托，乔巴山组建的蒙古共产党人民军攻入买卖城中，中国驻军败退至内蒙古。从此失去了对外蒙的有效管理。

1921年，外蒙古王公与蒙古共产党建蒙古临时政府。1924年废君主制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十月革命后，苏俄又将其领土吞噬扩展到阿尔秦以北的蒙古族布里亚特地区，并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布里亚特蒙古共和国，自此，中华的蒙古分割颠沛，人为地分割成了今天的中国蒙古自治区、蒙古国、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蒙古共和国三块。

但是中华悠久千年的文化传统仍深深顽强地契植在蒙古辽阔的草原上。“草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胡琴音乐，在早期的民国“东方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创立学者，中国温江音乐学、社会学家王光祈，对蒙古音乐就有深深的眷念。20世纪20年代，王光祈留学德国，直接受教于比较音乐学的建者——柏林学派的施特普夫，霍思波斯特尔和萨克斯，获比较音乐学的真传，著有《东方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及《中国音乐史》等。[1]就在田野调查现有文献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将世界音乐创造性地作出了“三大乐系”的定位，并以五声音阶作为依据难能可贵地将蒙古和西藏音乐准确地定位于中国乐系。在《东方民族之音乐》中，王光祈不仅分析，还介绍了该蒙古民族音乐的具体谱例。值得一提的是八十年前的王光祈，作为音乐学家、音乐史论教育家就将其视觉投置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分裂问题：关于蒙古音乐及外蒙古的分离，他奋笔疾书了《库伦条约之始末》揭露拍案，伸张了蒙古被分裂的事实真相，以至1999年，东欧苏联阵营解体后，蒙古国大呼拉尔会议（国家议会）又有议员拟动提案，“蒙古国应回归中华”，此举可以见证故国历史的连理亲情，共同音乐文化相向趋同宋的永运拳拳之心。

这些往事、史事、如此厚沉、凝重、神秘而传奇，满州里“边境那边的一脉相传胡琴音乐高校教育体制的神往探究，成为笔者们须承待考察的课题。

（一）外蒙古立国后胡琴体系的创立。

乘座蒙古国家航空公司有兀鹰头像标志的小型容机，笔者与谭勇、孙晓丽教授：谭勇执教的中央民大研究生青年马头琴演奏家阿拉腾珠拉；内蒙草地科学院研究所阿拉塔研究员及夫人乌仁女士快速办理了蒙古国驻华领事馆签证后，组成了中国赴蒙古国“草原文化”考察团登机起飞。

半夜时分，飞机降落在蒙国首都乌兰巴托，成吉思汉国际机场：乌兰巴托市原名库伦。蒙古独立后建都在此，因系苏赫巴托领导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取得政权，将国家独立，库伦更名为“乌兰巴托”。红色的英雄城市之意，更具革命暴力色彩。

我们选定了蒙古国国立文化艺术大学作为我们考察背景，原因：一是该大学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立国后最早成立的国立文化艺术高等学校，1937年建立学院：1990年后开格成为音、舞、美、文综合大学。具有较深邃的文化积淀。

二是大学开设了专门的胡琴教育的艺术体系，许多胡琴系列的学科方向水平，在蒙古国的首屈一指名冠蒙古国的，在蒙古国高等院校胡琴艺术体系领域，拥有领军与示范意义。更是拥有外蒙古独立后的胡琴艺术大师。

三是胡琴学科创立起，就包蕴了胡琴体系与蒙古国区域与中国的天然姻缘，还能由此凸显着受前苏联（今俄罗斯）文化音乐影响的冲击后的复合思维比较甄别。

四是：胡琴学科在蒙古文化艺术大学的编制是以民族器乐系为教学单位的，民乐系所有乐器教育方向设置与训练成果人，材培养模式均是以顺序为拉、弹、吹、唱打一体的“胡琴”概念名谓来依据的。

特别要补充的是，第四条考察缘由与我们草原文化考察团的课题内容十分吻合，在国内辑录史料里，1635年5月蒙古中央察哈尔部被清所灭。其统领林丹大汗被迫逃往青海，宫中的珍贵史籍及御用的乐工，乐器都落入了清入伐者手中。以后清太宗始，皇室便将其《笳吹乐章》等蒙古乐仪程历进皇庭宴席乐奏。《笳吹乐章》涵盖了拉、弹、吹、唱打的所有乐种、乐器，均被称谓“胡兀曰”。以后就成了中土九州约定俗成的蒙语音译的“胡琴尔”、“胡胡”的别称。

《中国音乐家词典》又载，更早的在唐宋时代，从西北和北方少数民族流入中原的所有乐器都被称为“胡兀曰”，由此可见，在胡人“胡兀曰”这一乐器的名称下曾包括多种乐器。[2]

当日下午：蒙古国文化艺术大学新任教务处长，刚从中国内蒙艺术学院交流二年归来的知名音乐学钢琴教授刚其其格女士，在距乌兰巴托最大的苏赫巴亚特广场不远处的青柯勒泰（欢乐）大街蒙古文化艺术大学民乐系大楼举行了“胡琴音乐”高教体制座谈会，参加座谈会者有蒙古国艺术文化大学教授色尔德，扎金巴、特术尔胡雅诚等及“草原文化考察团”阿拉塔研究员，阿拉腾珠拉，笔者与教授学者们展开了热烈讨论。

阿拉塔先生担任翻译，首先就蒙国高校胡琴体系源起展开。

笔者在简洁的欢迎仪式后直截了当提出问题，请问蒙古人民共和国高等艺术学校的胡琴教育体制向年开始，开设了那些专业方向？

刚其其格：（先是一楞，接着向着向参加座谈会的蒙国教授们的会心一笑。）教授，院长先生们，别客气，别“蒙古人民共和国”。就说外蒙古吧。外蒙古260万人，有200万都在首都乌兰巴托。蒙古国立文化艺术大学的前身真是一般性的综合本科学院，但却是设立民族音乐胡琴最早的大学，1937年，蒙古人民共和国艺术学院成立就开设了胡琴专业，但只有马头琴和二胡两个方向。

笔者问，马头琴在外蒙古是强项乐器，我早有所闻，但二胡作为高校艺术专业，在贵国开设了76年了，甚至早有硕士，你们称副博士学位层次，真是匪夷所思，能介绍这最早开设的专业师资、教材及教学内容的状态吗？

刚其其格，建立最初的马头琴专业、二胡专业，那是白手起家的。学校没有任何规范的，成系列的教材，更无教案可供参考，但我们的马头琴大师扎米扬先生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宝贝，他依靠自己的天赋才华，追随民间艺人学习，是仅二十余岁的年轻演奏家。学校将他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乐舞剧院借来兼任“潮尔”[3]教学、稍他晚一些来到学校教学的还有切威乐玛二胡老师，那时“蒙古共和国”刚独立建国十余年，百废待兴，扎米扬的“潮尔”，切威乐玛的二胡，都以漠北漠南均流行的，尚处于民间状态的羊皮潮兀曰：小圆筒羊肠弦二胡为教学乐器，教学使用均简谱。曲目有东部民歌《择友》、《红旗军歌》器乐曲《阿萨尔》、《阿都沁：阿萨尔》等，还惯性地将河套地区蒙汉那边传播而来的《柳青娘》、《万年花》等民间乐曲用于教学实践中，对学科方向初创起了荜路蓝缕，支撑架立的作用。

笔者问：那扎米扬先生的最初运用“潮兀尔”与“胡兀曰”及我们今天“乐胡西来”概念中的胡琴尔是什么样的关系？

刚其其格：我虽然钢琴的弹奏能力较强，但我的身份是音乐学博士。对“潮兀尔”“胡兀曰”及胡琴的“东胡西来说”有所探究。先讲宏观的：“湖兀尔”是“潮尔”的简称。“潮尔”又叫“抄尔”。按地区地域，潮尔可能包括两大类：器乐的潮尔，声乐的潮尔，胡兀曰就是指四弦胡琴或二弦轴胡琴（二胡）：潮尔为胡琴的起源与蒙古人种族源的传递有直接关系，因为文化特征提示着一个民族的共存。没有特征，民族的表现就消失消亡了。其实器乐的“潮尔”就源自外蒙古古代哈拉哈部落。

笔者：民族形成存在是根本文化，蒙古学中有相当观念认为匈奴的主要构成成分是蒙古族，但中国历史学界及国际占主流的认识是“13世纪形成的蒙古族，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由北方的部落‘戎’《山戎》《犬戎》和狄《赤狄》《白狄》演衍至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各游牧部落而成的。”中国人的广义的“胡琴尔”，在“蒙古国”则衍成为了今天蒙古国高校民族音乐教育领域的以现代马头琴为首的吹拉弹唱诸多方向。甚至西方泊来乐器钢琴，也在此“东方化、蒙古国化”都成功地融入了“胡琴”尔的高校民族音乐体系中，令人扼腕。”

但于“潮尔”——大家都知道地就是现代马头琴的基本雏形、也是马头琴前身。谭勇教授亦演奏马头琴，并指导过他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同事（用手指及座在一旁的）阿拉腾珠拉老师二年。甚至还亲自指挥作曲出版了大型民族管弦乐曲《归》（西南民族大学民族乐团演奏），对马头琴兴意情笃，一往深深。

谭勇教授发言：“宝力高老师，在2007年一次笔茶座谈内蒙《草原天驹》马头琴交响音乐会后给我讲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与蒙国家音乐家协会主席赞沁诺日布对话交流时谈到马头琴是东胡时代的乐器，已有二千多年历史。而东胡发源于现在的内蒙古东部的乌达盟的喀拉沁五旗。故马头琴并非蒙古国哈拉哈部落故乡源出的乐器。在中国普遍将胡琴始祖定为‘奚琴’，即奚人之琴。也取得若干中外史载文献的认同认可的。”

稍顿，笔者又讲，“据说，当时在场的蒙古音乐评论家巴拉达先生发论；“苦模奚是对的，我没有听过KUMUKIO”。宝力高反驳说：汉语没有K这个字词，故只能翻译成“奚”或“齐”字。

在文化艺术大学二楼廊亭中，以民族器乐胡琴系列为顺序，一字撑开的巨幅彩图英雄榜。将文化艺术大学的“胡琴尔”，宗历史巨匠与崭露头角的青年教师画像缀在金碧辉煌的彩架之上。几代教授门的风范与光彩照人的形象，无颖是对同学与后进者的鞭策与鼓励，更是一种启示。

图象中，他们个个身着民族靓丽的蒙汉青花瓷色对襟服装，儒雅华贵。蒙八旗王公冠帽轻扶雅托克（蒙古筝），尽显民族音乐高雅堂的艺术大家们，使笔者宛如回返时空邃道，置身弥漫王公贵族气派的大中华民国时期。

按照画像排名顺序，中央民族大学蒙族硕士镶黄旗的马头琴蒙古学研究生阿拉腾珠拉，将俄式斯拉夫新蒙文照片人名注释翻成汉语。

2010年止，蒙古国国立文化艺术大学“胡琴尔”系，具有历史成就的导师们，

扎米扬——人民演员：马头琴大师

达希道利玛——马头琴教授

切感乐玛——功勋演员 二胡大师

达希达瓦——扬琴导师（中国式竹键扬琴）

巴者 玛——笛子（中国传统六孔笛）导师

朝伦其其格——三弦，民乐团指挥、博士生导师

乌云其大格——蒙古三弦博士

鲁日布夫——马头琴导师

青格革马——二胡导师

敖都格旺——钢琴伴奏（胡琴尔指导）

乌仁毕力格——扬琴导师

思赫阿木古楞——三弦导师

巴图特古斯——马头琴导师

孟斯图布新——马头琴导师

乌云巴达日夫——钢琴伴奏（胡琴尔指导）

孟根——马头琴导师

苏都格日乐——钢琴伴奏（胡琴尔指导）

巴图巴特尔——马头琴导师

铁木兵——马头琴兼呼麦

从导师长廊可以看见，经过76年的生聚积累，蒙古国最有标志性胡琴音乐体系的“文化艺术大学民族器乐体制与方向已基本完备。不仅如此，今天的教师队伍是以几代人的储备与培养日积月累而成，按艺术勋位高低与资历学历的深厚来论，二十二位“英雄榜”的导师们上下跨越四代。其教育演奏“胡琴尔”的编制方向思路与中华本土的民族器乐高教方面基本无异。

在学历层次上，文化艺术大学与蒙国其它六所高等院校除普遍都开设了的本科、硕士（仿苏或称改副博士）教育。学历档次上；文化艺术大学、国立大学  所在马头琴与三弦方向均有更高学缘结构的博士学位。

而被纳入民族器乐表演“胡琴尔”体系内的钢琴伴奏，（胡琴尔艺术指导）的方向设置更新奇大胆。

十年前中国中央音乐学院，将为声乐伴奏的钢琴硕士方向定名为“声乐艺术指导”，今天的蒙古国文化艺术大学（为胡琴尔系）伴奏的钢琴专业，名曰“钢琴伴琴”方向，实际上他们伴奏教学的内容，全部是与胡琴音乐攸关。乐曲的乐句划分，音乐线条、呼吸和演奏等等。也就是说，“钢琴伴奏”方向的教学内容主要是熟悉掌握：马头琴、二胡、四胡、三弦、扬琴、笛子、蒙古筝、呼麦演唱的本科、硕士、仍到博士（技法）功课中。最常见依托史、论、技材料的是的蒙古、中国各民间乐曲、俄罗斯、甚至欧洲古典浪漫主义乐派的大量作品。

“尤其是马头琴、二胡等弓弦乐器，我们给本科、副博士们上课时，除了专业导师，还配备了钢琴伴奏方向的师资或实习助教在一旁掣肘框正音准能力。常常为了一个音列的上下行琵音，我们的钢琴伴奏就将音列、乐句拆开，挨个音准地逐渐指导，这使我们的马头琴方向培养的学生音律纯美、音准感觉特别到位。我国在蒙古民族器乐下所设立的这个钢伴方向，是全世界各音乐艺术高校教育中，绝无仅有的，所以将这个钢琴伴奏方向称之为“胡琴尔”艺术指导。”刚其其格教授不无自豪地说。

“胡琴尔”系统的专业方向设置颇有特色，稍感意外的是四胡称为“胡兀曰”。在蒙元时代，行军布阵中是超过“潮尔”地位的最主要乐器。蒙古“好来宝”、“呼力格尔”民歌说唱也靠其伴奏起舞。不知何故，其在历史草原文化昌盛，没能绵延至现代蒙古国的高校教育中。

在蒙古国高校中胡琴音乐最为专业化的文化艺术大学也仅仅设立了四胡本科专业。虽然蒙古文化艺术大学教授们也在座谈会上不迭声明：“正在积极准备文献、教材、将四胡方向的副博士学位开起来。但从“英雄榜”所列导师无有一名四胡导师，即可明白，此方向已在蒙古国，高等胡琴教育中匮乏贫瘠，鲜有活力了。

（二）扎米扬，切威乐玛 马头琴、二胡创新及其它

扎米扬大师：是蒙古人民共和国马头琴艺术的现代乐种乐派乐论创始人。马头琴亦可以说当今世界游牧文明的草原文化蒙古国的标志性一支。扎米扬是从二十世纪上半叶就置身于马头琴艺术的革新、探索、教育，在其创作演奏思考中，他始终坚持蒙古民族崇尚日月山川，自然生灵敬仰观。

在蒙古国肯特山脉顺势而上下，连绵沙峦中起伏驻立，傲然千年的蒙古毡包，淋沐着天地宇淼之精华。这种顺天地之势环形而足的日积月累，滋润了蒙古民族一统世界的雄才大略，崇尚自然，天粹地凝是蒙元文化谱写了人类文明史烁亮篇章的动力源泉所在。[4]

青年时代的扎米扬大师，就以这样的腑瞰宇宙星空，汲吮无限圆周的胸襟来投入到马头琴音乐的包纳和嬗变，为马头琴文化发扬光大的。

扎米扬大师是我们神交已久的师尊。笔者在红色英雄首都“欢乐”社区文化大学校园内追索到他的圣容时，虽然画像还是那样神采奕奕，银发飘逸，但老人已在2006年驰骏西去。就是这样，忆若感怀囿于山高路远，我们与大师所在的库伦已成了边塞两国。

现今笔者仅能从只言片语的文档、史料中与大师邂逅：如夏门大学艺术学院留学俄罗斯博士苏力教授给《中国音乐学》发文提及“中国桑都仍五十年代留学蒙古人民共和国随吉木彦学习马头琴”，又有齐宝万高老师在著作《马头琴与》(蒙文版)，四次提及慈祥的吉木彦马头琴老师在蒙古国、中国的多次见面，学术交流的情况。我国内蒙古大学出版《内蒙古传统器乐艺术论集》又是“蒙古国马头琴大师吉木彦改变弦法……凡此种种，使笔者等在研究草原文化，当代中蒙两国马头琴、胡琴尔对比研究时，以为扎米扬，吉木彦是蒙古国两位不同风格的宗师，并直接导致谭勇、胥必海、孙晓丽在2010年底出版的跨文化专著《西部胡琴衍展启示录》中在引据、论证中将扎米扬、吉木彦一分为二，产生误导岐义，是蒙古语读法音译上的差别，成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之，借此一并道歉。

扎米扬的高教思维与成果的飞跃，也是从民间艺术学习羊皮膜革的“潮尔”基础上腾而起的。他凭着其聪慧的天性，很快掌握了民间潮尔的多种传统奏法。在“外蒙古”独立前后，草原文化器乐艺术的主体都在关内蒙东的察合尔部等。而整个蒙古地区的潮尔四种风格流派，三种演奏法，都趋向于以一代宗师色拉西科尔沁草原演奏法。[5]马头琴音乐演奏中的技法思路创新性。

扎米扬少时向民间艺人所学潮尔，没有超过此风格范围。此后，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在首都乌兰巴托的文化艺术学院1937年首次建立起 “胡琴尔”马头琴、二胡的方向；其专业教学、演奏、技术创作定位，应该是属于由那时原生的艺人处脱蜕而来的“民间生态”式高教阶段。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扎米扬在教学演奏中体味了这种“民间生态”的局限性。原有的技术指法、处处掣肘着他的马头琴潮尔艺术发展，举步维艰，一筹莫展，而差不多在同时间的1950年科尔沁草原东方的另一位前辈马头琴艺术家色拉西，已经勃勃生辉地完成了潮尔（马头琴）从宴乐古歌《米色烈》民歌《浓杏娅》到民间器乐曲《穆德烈玛》，将其从乐器伴奏、合奏的附庸地位的剥离提升，使潮尔成为用心在歌唱，浩瀚深邃的独奏乐器。并着手培养后成为内蒙第一代马头琴演奏家的桑都仍。

扎米扬下决心另起炉灶。蒙古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加入二战后崛起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教育体制与教育理念都完全兼承着苏联老大哥的模式。苏联“民族乐派”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音乐创作方法，大提琴横拉竖按的运弓方式产生的高炫技技术。歌唱的动人的俄罗斯民族旋法感召着扎米扬。他萌生并踏上了到苏联求取真经之路。

“俄罗斯之旅”使扎米扬彻底改弦更张。向苏联老师系统地学习了大提琴演奏并在回到“外蒙古”时，将定弦法确立为“反四度定弦法”（索勒盖呼格），并在技法上以单音顶弦演奏（图伯尔达日拉嘎）为统一规范。

琴弓使用了锣镶丝尾调节的提琴琴弓，摒弃了以马尾竹木杆抽绕穿孔收紧的老式弯弓。这时的马头琴演奏，从方式到理念，从乐器攻克到读谱文本，有了根本颠覆。扎米扬采用的定弦为b b -f定弦，除了独奏、重奏、合奏外，特别适合演奏外国作品，这种定弦方式与扎米扬俄罗斯留学大提琴技术的形成定势思维过程攸关。

在按弦指法上，蒙国高校师生都以左手食指、中指的指向根部顶弦，以无名指和小指的指尖部位触弦运指。幺指在触弦时须通过相弦的下端来触接细弦。这种单音奏法可充分发挥五个手指在手掌带动下的伸展能力，在快速弓法中，能使左手灵巧配合、敏捷准确，控制音准自在自如。 “单音顶弦演奏法”，在左手形态的支撑框架下，方便了后来的许多移植曲目和创作曲目，还将左手大姆指把位置于大提琴演奏法中，左手姆指也放在按指触弦，这是扎米扬先生以伸张，扩大同一把位五指运动，扩大音域方式的延伸。这为马头琴音乐器乐化的运用自如增加了宽阔技术能量，解放了左手各指位跑动运动能力。

运弓技术改造，首先将发声工器改成了弹性的、充分利用了弓杆功能的仿提琴琴弓。

以提琴艺术经历几百年严谨慎密的工业革命催生的“提琴艺术体系”为参照，以塔拉祖诸夫、柴可夫斯基、哈哈图良等苏联民族乐派艺术家的提琴作品为追寻目标；换弯弓或传统竹木杆琴弓为提琴似琴弓，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变更，它为琴弓技术在马头琴无拘整的顿跃自如、快速跳弓打下了良好基础。

创作曲是乐种乐派的根本。是其乐种乐派独有的音乐语言特质的外化，扎米扬循着“炫技演、创、教的理念一体，专业作曲家与民族性相结合，应该是国际弓弦乐艺术通行的普遍原则。”[6]更是苏联社会主义苏维埃阵营时期，俄罗斯民族乐派的传统文化思维的张扬，尽管这种思维烙印着明显的“沙文主义痕记”。

马头琴移植改编外国作品是上世纪50年代扎米扬首开先河的。他首先移植演奏了俄罗斯作曲家安乐、鲁宾斯坦的《F大调旋律》，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舒曼的《梦幻曲》等，这种古老乐器获得新曲方式：在旋法及音阶结构上，开始枝生多节，扩充了原有的“五声音阶”或蒙古的“中国乐系”的音律体系。衍展到了今天，蒙古国的音乐语境用现代马头琴演着西方，俄罗斯原创大型提琴曲成为一种时尚。笔者在蒙古国观摩几场乌兰巴托音乐节实况；那些马头琴音乐都是弥漫在蒙古国高校西洋管弦与马头琴协奏西方古典音乐声音里的，肖斯塔科柯维奇、普罗克菲椰夫、莫扎特等浪漫乐派作品成为时尚。

这种风尚使后续至今天的蒙古国马头琴音乐以追求弦技、调性纷繁，结构宏大的高速度变音的西洋古典浪漫乐派音乐为终，甚至成为唯一目标。

马头琴上大量变化音、快疾短跳弓也成为马头琴技艺高与否超标杆。西方音乐思维体系话语、日益强势地成为马头琴音乐文化追觅主体。

笔者在乌兰巴托国家歌剧院演奏马头琴与管弦乐协奏巴赫《a小调奏呜曲》实况中，稍一低头闭目，犹如充耳而盈的是“管弦乐队与声音更加浓厚的中音提琴”似马头琴的对话。

马头琴的声音取向与审美取向被导向了无尽的俄罗斯化追求中，当代涌现的一批蒙古国作曲家参与本民族琴曲创作，如沙日布的《马头琴协奏曲》赞青诺日布《心中的戈壁》、朴仁夫《伊克采故乡》，他们的创作与传统马头琴旋法声腔音系有所游离，“直音式”西方音乐语言思维运用较多，变化音与多调性音乐材料大量使用着；尚诺没蒙古音乐语言中马头琴颤滑、打、抹弧性腔音的缀插，蒙古传统音乐将彻底一边倒，倾斜“俄罗斯”音乐，已成涌潮流。

马头琴作为蒙古学草原文化的主导乐音、胡琴系列作为蒙古民族根本文化语言，发展成今日的方向、潮流，影响到了蒙古国艺术歌曲、美术、舞蹈、文学的走势格局。扎米扬的“亚俄罗斯”化的思维，使蒙古民族与外国文化比例的失衡酿成今日蒙古国的胡琴音乐异诡气象。

与扎米扬一同声名鹤起的二胡，蒙古人民共和国功勋演员切威乐玛大师，仍然沿袭的是扎米扬“俄罗斯之声”之路。她于上世纪50年代独著出版了《二胡怎样学》，为文化艺术大学师生及蒙古国其它高教院校教学传播，这本书成为蒙古国第一本二胡教材。

《二胡怎样学》是50年代中期编写出版的。依靠刚其格格教授的帮助，我们从蒙古国家图书馆借出这部已面世半个多世纪的“外国”二胡曲集。绿色而斑驳污让贤的封面，一位着蒙古长袍的女青年正依弓按指抚琴二胡。

这部著作以大八开规格制成，文字很少只两个页码的目录，前言，另有柒个页码的演奏说明：有从1到6个升降号的二胡指法图表加曲谱，共有224页，由蒙古人民共和国教育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这部《二胡怎样拉》，是迄今的境外出版最早的并自成一格的胡琴概述，它的内容与演奏思维轨道，明显与中国九州早以酿成学院派二胡正果，北平大学民族音乐宗师刘天华的套路截然不同。带有明显的扎米扬的“苏联式”痕迹。

解读切威乐玛《二胡怎样拉》有着如下特点：

A：定弦方式以纯五度音程关系来作用，内外定弦制较中国“主音二胡”低了大三度。中国刘天华“主音二胡”定弦与小提第三弦、二弦音高相同，d’ a’；蒙古国切威乐玛定弦更似接近中国民间艺人阿炳、孙文明的“托音二胡”b’ f’较低沉定弦。

B：使用乐谱（含练习曲、乐曲两部分）均运用五线谱记谱，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外蒙古（库伦）等地蒙汉杂居地区广为流传的简谱记录方式，迥然不同。

根据蒙古国马头琴宗师扎米扬五十年代初留学游历苏联学习大提琴后，回到外蒙古即全部使用五线谱演奏创作的前因来推论；切威乐玛大师的二胡也是在相同一阶段，改行五线谱读谱及改变“主音二胡”在中国的d’a’定弦方式的。

C：《怎样拉二胡》教程阶段安排：1）胡琴概述，指法图：2）练习曲：3）乐曲三部份。胡琴概述、指法图；因全是使用斯拉夫文俄罗斯文字母19个拼写而成的新蒙文：“大意是二胡弦轴、琴弦名称、琴码、琴弓、千金介绍。并概述二胡发源于蒙古国古代的哈拉合部落，即名‘胡兀曰’，”并在配置的插图上装帧了一幅四胡的简笔白描图。

D：练习曲：较简单，二十小节左右为一首。有百余首练习曲作品，以一到三个降号的降种号主，练习顺序与小提琴初级教材无异，四分断奏，二分断奏起始，在一二把位小跳动范围内上下行以附点，倍分、连线、场分节奏单位来练习。所有练习曲均未超过三把胡琴音域宽度，较简陋感觉更象刘天华先生《四十二首练习曲》的模仿缩减版甚至更为简单些。

3、乐曲：三十部乐曲、全部配置了钢琴伴奏，乐曲多为小品性质一段体或对比性结构的二段体。宫调式居多，常有离调色彩的上属音偏音出现，产生调性变化感；节奏上以中速及小跳进为主。常在伴奏钢琴中使用切分休止符运动织体，和声使用简单，以正三和弦及转位和弦为主。苏联欧式的三拍子旋长拍式较多，音乐进行情绪单一、平缓、无大起大落，旋律多为级进的平稳波浪线，歌唱性线条贯穿在三十余部乐曲中，没有一部作品有明显的炫技及快疾手段，器乐化程度较低。

小结：《二胡怎样拉》系切威格玛大师全部自创的作品，虽然演奏家不具备作曲家的基本能力，但从其理论、练习曲、乐曲三部分的创作思维解读，切威格玛大师从二胡渊源历史起始，就明确地想从蒙古国二胡与成为学院派体系的中国二胡的绝对分割。事实上刘天华的中国学院派二胡及汉蒙两地胡琴民间小曲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就在包括库伦在内的边关大漠广为流传，并深入人心。

切威格玛大师在二胡的去中国化上另立另类，虽然有扎米扬马头琴走苏俄道路的影子，但扎米扬对马头琴演奏方法、乐器工艺、乐曲移植上的高超能力是切威格玛在“另立另类”过程中却未备有的条件。故此，虽然蒙古二胡的中华脉博使之在蒙北大原永远挥之不去，但切氏的“另立另类”的永远无法枝繁叶茂，开华结果。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早已建立了二胡副博士的蒙古国高校仍求助中国。上海音乐学院等校源源不断在二胡上将蒙古国“改土归流”，蒙国师生在此求学，以获正派，这是后话。

（三）蒙古国高教中胡琴系与中、俄、朝等国音乐

蒙古国胡琴系与中国胡琴的书剑恩仇，悠远天然。胡琴音乐中马首嘶鸣的，当推马头琴。

前节已叙，扎米扬的潮尔（马头琴）艺术成为历史的见证过程，缩影了冷战时期苏联政治影响链条下的文化影响，蒙古国的草原文化全方位地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幅射，并从根源上改变了蒙古音乐的传统走向，但是蒙古民族音乐的青绿面容，吐故纳新，使之清者自清，惺惺相惜，阿尔泰山的胸怀仍与中华南北文化艺术天然，相敬相亲。

“五十年代，中国内蒙歌舞团马头琴演奏家桑都仍赴乌兰巴托交流演出，那是1953年的往昔。他观看了扎米扬大师的潮尔演奏后。双方进行了琴学方面的交流。

桑都仍是潮尔大师色拉西的首席大弟子，有一手科尔沁草原的正四度拉法等蒙古族民间音乐的绝活。但桑都仍也善于学习，他观看了扎米扬的新设计指法（顶弦奏法）及琴弓改造后，马上将其“反四度定弦”法，琴弓“改造”换成了扎米扬方式，并融会贯通创立了一套崭新的马头琴的演奏法则。

回到内蒙古，桑都仍依据其交流融合所得新型工艺、演奏形制，创作了富有民族风韵的《蒙古小调》《鄂尔多斯的春天》《怀念》《走马》等，对蒙古马头琴艺术当代技法程式形成系统化、规范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此后，单音顶弦演奏法（图伯尔达日拉嗄）成为蒙古国及内蒙古两地高等艺术院校、文艺团体其它演奏者普通使用的演奏模式。

桑都仍与扎米扬的关系是交流、相互借鉴的关系，而非言传：“桑都仍留学蒙古人民共和国科，拜师扎米扬关系。”许多文论所提这一情节并予定位，均是论虚之言。[7]

扎米扬大师以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演员（苏制最高等级对有巨大成就的艺术家授予颁发勋号），但其思想主流上仍受到强烈的中国文化因子影响。

“他具有咱们蒙古族人非常憨厚善良的性格，并将其演奏的潮尔马头琴音色作得漂亮，纯净，很美妙，他运弓和歌咏性（Vibrato）非常自然，我曾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访问时对他说：13岁就听了您老人家在中国出版的唱片《干杯》，还有若宾斯坦《美丽的旋律》，扎米扬大师微笑作答。”那是1953年在中国北京录制的唱片，钢琴伴奏是中国广播文工团年青美丽姑娘朱珊珊[8]。

上世纪六十年代蒙古国马头琴的领军人物扎米扬使用的仍是皮膜面革的“潮尔”式马头琴。在其五十岁寿辰时，苏联俄罗斯人制成了一把大提琴木面马头琴献礼于他。他还是坚持使用传统皮面潮尔琴，直至齐宝力高在桑都仍等改革基础上，三次改革于1983年制成了白楂梧桐木面马头琴，并由陈奕阳指挥了辛沪光创作《草原音诗》获得巨大成功。木板琴面“宝力高版”的马头琴从此也在蒙古国风靡大地，成为马头琴中蒙同时恒定使用的定制。

蒙古国在“宝力高版”马头琴尺寸上稍微加宽尺寸，其声音更厚泽，低沉纯净。

继扎米扬大师后，许多马头琴功勋演员，巴音朝鲁，巴图赛汉……纷纷来到中国。蒙古文化艺术大学的马头琴师生则一代代的演奏、教育家都来华交流取经。宝力高老师创作的《万马奔腾》、《初升的太阳》《重归苏连托》、《苏和的小白马》、《草原连北京》等更是蒙古高校马头琴教育本科到副博士、博士必奏作品。蒙古国马头琴艺术中心，还特聘中国宝力大师高为蒙古马头琴中心荣誉主席。

1988年宝力高在蒙古国坚决抵制苏俄殖民思维，与蒙古国音协主席赞沁诺日布雄辩争取。最后坚持成功， 1989年元月六日在乌兰巴托音乐舞蹈学校举行马头琴独奏音乐会，上演的《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使台下所有人如洪水冲向舞台，浩然民族正气。

二胡艺术与中国泽润更是密不可分，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扎木扬从苏联留学，回到蒙古写出的马头琴曲《窗音》、《蒙古小夜曲》等。其中《窗音》被二胡移植，广为流传，成为二胡小宫调弦式的经典名曲。中央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等等将其列为高校必修曲目：中央民族乐团二胡演奏家阵朝儒甚至精心为《窗音》设计了指法，取起韵味，将其译名为《窗绳》。西安音乐学院出版二胡教材中更将其直名为《走向高原》（喻影其发生在蒙古高原之意。）

蒙古国内文化艺术大学的二胡教育，继切威乐玛先师首创基业，又有青格勒玛登上教业。继往开来。

笔者在上节所列文化艺术大学“导师英雄榜”画像时惊讶发现，正当青春靓丽的青格勒玛盛妆怀依的弯月头二胡，竟是中国最新型制73型轻工业部颁标准的敦煌牌二胡。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衍变，蒙古国高校的青年教师在二胡演奏发展路途上，曲折多羁回归中土。大量的教师学生在上海音乐学院等处留学，中国名曲《赛马》、《北京有个金太阳》亦成为他们的教学大纲的必备乐曲。与此同时，当年切威乐玛所创 “另立另类”的信条还根深蒂固延伸着。

笔者在蒙古国立博物馆旁的音乐书店购得2006年出版的二胡练习曲集，着传统长袍，戴十二枚勋章的人民演员切威乐玛的画像仍占据着封面彩页，昭示着切威乐玛的体系永远是蒙古国二胡之尊。

但新的“练习曲集”已采用了CG；b BF定弦法和，中国的主音二胡定弦法DA无异。定弦定位的改变将将使蒙古二胡更富有表现力，扩充了蒙古二胡的演释范围，尤其是DA定弦被使用和肯定。这是苏联解体后，今天的蒙古国二胡承待弱化苏俄提琴思维，强化肯定回归中华胡琴千百年音韵的呼唤。笔者从其高教胡琴教材，师生CD唱片的演播，硕士学位，课程曲目设置均可观闻中国二胡风情的强劲。

2006年，乌兰巴托举办了一场代表蒙古国当代二胡水准的独奏音乐会与蒙古国家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合作独奏音乐会上，毕业于蒙古国音乐舞蹈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的二胡副博士奥特根巴雅尔的演奏曲目与能力展示了“蒙古二胡音乐文化审美上特殊的研究价值。”[9]独奏音乐会曲曲1、《肯特山高》；2《二胡三弦狂想曲》；3《沉思》；4《竹藤、两心知》；5《二胡与钢琴奏鸣曲》；6《土耳其进行曲》；7《流浪者之歌》；8《新婚别》；所奏乐曲除中国《新婚别》（音乐会压轴曲），欧州《土耳其进行曲》、《流浪者之歌》外，全部是蒙古国作曲家自己的作品。奥特根巴雅尔是当今蒙古国最有能力女青年二胡演奏家。多次参加北京龙音杯，上海音乐学院比赛。当晚所奏曲目有相当水准，二胡流向与正宗华音味韵道地，证明了当代蒙古二胡回归。

稍许遗憾的是四胡这件乐器，整个蒙古共和国，迄今无有一所高校将四胡列入了副博士学位层次。笔者们曾向蒙古教育部科技司长朝鲁先生提出：“2006年内蒙师大音乐学院就开始筹建四胡专业硕士点。2009年内蒙艺术学院四胡青年演奏家苏娅亦攻读硕士学位。蒙古国的四胡副博士何时能有？毕竟胡兀日是蒙古民族最古老的拉弦乐器。蒙古七所艺术大学本科四胡专业学生仅有寥寥一二十余人。

四胡艺术在蒙古国的凋敝，是出人意料的，据悉，乌兰巴托由于学习四胡的人太少，笔者曾经的友人张某某赴外蒙援讲学，就将古老的四胡弦轴单上两条琴弦，让另两条琴轴空着。使四胡之形成为二胡之实，以方便报考授课。

一批蒙古作曲家为四胡的发展也不懈努力着。2007年，蒙古国作曲家为四胡谱写了16首作品，定弦均为CG，并出版了主旋律及钢琴伴奏谱。这些四胡作品常有复繁节奏音型变化、有音程跳动与速度对比、情绪反差都有相当难度，尤其是在四胡的歌咏化，慢板的长音写法上，感人至深。体现了蒙古国作曲家对四胡善越歌舞的表达传统，渐变渐出的新的审美视觉和情趣，这或许对四胡在蒙古国高教胡琴体系发展中能够辟出新径。

蒙国传统胡琴系概念的“抄尔”类管乐器，则与中国笛管一脉相承。文化艺术大学的笛子、笙专业教师，巴都玛，切威格斯等都随上海音乐学院谭谓裕教授学习；沿袭着中国竹管乐教学体系；而杨琴等弹拨乐则是通盘从，乐器选定，教材内容，师承关系，照搬上海音乐学院，留学海派艺术。

中国文化对外蒙古的影响是千年同宗，水乳交融，根深蒂固的。但近百年以前，从俄苏联管制的“蒙古独立”后，蒙当局就全方位地推行俄罗斯文化。

乔巴山1951年世。继承者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统泽登巴尔，娶苏联费加托娃为妻（Fitatova），费氐积极促使施行俄罗斯文化，“她试图将俄罗斯文化强加给蒙古人民，包括食品、音乐、舞蹈、服装，甚至语言……”[10]通过几十年的潜移默化，外蒙古地方被强烈地染上了俄罗斯文化色泽。音乐胡琴系音乐更为风盛。如宝力高先生早年正话反讲的对蒙古国音协主席一段演讲：“我从懂事以来没讲过俄语也没写过躺着的斯拉夫文，一直是学成吉思汗留给我们的立着的蒙古文；一直讲着着母亲教给我的古老传统蒙古话。[11]笔者考察蒙古国高校期间甚至感到蒙国的音乐语言音节处处散发透出着浓郁的俄罗斯风味。

胡琴音乐的表演创作，教育体制，更是从扎米扬深受其俄罗斯方式影响后、无处不在，如影相随的俄式思维，在第二节中笔者已作了微观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胡琴系泛义“东亚的拉弹吹乐器均泛指胡琴”日本学者林谦三《东亚乐器考》就这样梳理的。

蒙古国音乐舞学蹈学院早年毕业的学生，那仁巴雅尔的经历较为典型。蒙古胡琴文化系在中俄历史作用下的痕印。深刻强势，那仁巴亚尔是一位蒙古布里来特中年作曲家，原在国家歌舞剧院作演奏员，后转指挥作曲。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来中国内蒙广播民乐团作外聘专家。我们在蒙国考察期间他邀请我们去他在乌兰巴托最大音乐工作室会面，讨论了蒙古音乐学的乐律体系划分，音乐配器及蒙古高校音乐胡琴教育。

谈及蒙筝；早年蒙古筝雅托葛只有12条弦，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音乐舞蹈学院学习期间，感觉这种老式的用指头拨扣弹弦方法音量太小。加之蒙古筝的音域过窄，完全无法表达当代人的情感，无法发挥技术。

“70年代初苏联老大哥文化顾问建议蒙古筝应该走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伽椰琴方向，于是请来了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大学的伽椰琴专家来蒙国任教。将多弦、有半音，用圆锥状码子的枷椰琴技术和弹法教授给了蒙国蒙古筝专业的学生。相专家并以仿造伽椰琴形制，为我们立制设计了新的蒙筝，是放在膝腿上弹奏，不用指甲，用右手勾弹，指法丰富快疾的蒙古筝弹法闻世。蒙国作曲家依据俄罗斯专家所授作曲方法创作了带有蒙古风味的筝作品。我被选报进入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青艺术家代表团，1973年在东德东柏林举行第十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我的蒙古筝独奏获得了“金质奖章”。

“获得金质奖章，非常感谢苏联作曲家及朝鲜专家同志无私帮助”。那仁巴雅尔感慨良多，这件事例，充分揭示了蒙古胡琴音乐文化受到苏俄政治文化的帮助和巨大无形的影响力度。”

但是“花落知谁家，风水轮流转”。苏联解体后。1990年蒙古国向中国教育部正式发涵，邀请中国21弦筝专家去蒙古国讲授教学。

内蒙艺术学院筝专家娜仁格日乐老师应邀赴蒙古国。她以蒙古国惯用的五线谱方式，同时教授了基理相通的汉代筝、蒙古筝。通过一学期的扎实训练，现在以中国“五度相生”体系发展的蒙古筝艺术，又重在北漠高原开花结果、技蔓叶红。

文化大学另一蒙古传统乐器三弦教授乌云其木格，早年随母亲移居（从中国）蒙古国，后以音乐学博士留学上海音乐学院，她精通汉、蒙、英、俄四国语言，长年以（1814年蒙古族在京城学者）荣斋记录的《弦索备考》的工尺谱抄本13套为基础。将其中存录的胡琴，三弦，琵琶等乐谱逐一研究放大。总结了出一套三弦气韵如丝，快疾如飞的蒙古国式弹奏之法；其音韵囊括了龙土正宗中华音调。

她编写的三弦教材，深得蒙古国高校师生的推崇喜爱。据内蒙艺术学院阿拉腾蒙格先生亲闻“乌云其木格博士的三弦技术能力，甚至在弹奏以炫技  见长的欧洲小提琴移植乐曲华彩中，也能弹挑飞腾、密不透风，达到极至之境界。

尾声

歌乐一体，中蒙相聚，蒙国胡琴的又一道风景。“无论我的骏马奔向绿菌兰天，胡兀日的琴声就会相伴白云而歌唱”这是一首古老的蒙族歌谣。

蒙古国胡琴体制教育与中国唇齿相依，枝叶不离。2008年，蒙古国文化艺术大学教务处长刚其其格教授，应内蒙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之邀请，来华为自治区举办“蒙古胡琴基地班”，蒙方在自治区内选拔了一批资质聪慧的青少年（12-16岁）训练马头琴，长调等蒙古音乐的各种专业，蒙古国专家将马头琴、呼麦。“呼麦就是通过喉头、喉咙、胸腔和上颚从课外发出整个泛音音域的声音，具有同时发出两个乐章和曲调的非凡效果，一个像低沉的鼾声，另一个像精美的口哨……”[12]定位于专业课程。（中蒙两国联合申报于200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他们又将“中国基地班”的基础课程划定为五项科目，分别是，1）钢琴2）指挥3）乐理4）合唱5）蒙语。

在蒙国文化艺术大学考察期间，2010年8月笔者观摩了基地班音乐会，《马头琴专业的齐奏、重奏专场》，得出了对这批学习了二年的中国蒙古孩子的训练印象。

演奏曲目《查尔达什舞曲》、《圣桑天鹅》……等。

演奏声音：音色较为统一，乐器具有上乘质量（马头琴系蒙古国制造。声音好，工艺精致。

演奏能力：二十余人的整台齐奏重奏音乐会，气势磅薄。左右手训练较为规范（是由蒙古国马头琴老师专程来华教授的）。

演奏理念取向：刚其其格教授亲自为音乐会弹奏钢琴，由于音乐会大多数是马头琴演奏西方古典浪漫派音乐作品，故在专业训练中，沿用蒙古国胡琴教育体制的“钢琴指导校正音手法”。

“你方唱罢我登台”，马头琴的互惠交流，逆向而动的是，大量的中国马头琴学生赴蒙古文化艺术大学，攻读音乐舞蹈学院留学副博士、甚至博士学位。在蒙国座谈会上，文化艺术大学理论家包敖都先生告诉我们：“我们蒙古国艺术博士学位要求很高。必须待具有了博士的深厚学识学理，才能通过学位成为博士。”

在采访以从蒙古国立大学音乐舞蹈研究所毕业的副博士额尔登降古斯时（他是内蒙赴蒙国留学的中国人）。“蒙国考进硕士容易，获得学位极难，我仅蒙文学位论文写了三百多页。他们的马头琴技术，纷繁艰深，标志是毕业时在交响乐队协奏下演奏系列普罗柯菲椰夫，肖斯塔柯维奇的俄罗斯民族乐派作品；另一要求必须演奏亦唱亦拉的《呼麦协奏曲》，呼麦即喉音演唱，是蒙古民族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双声部单人声乐奇技。额尔登降古斯的学位毕业论文就是对《马头琴、呼麦协奏曲”民族文化衍变的哲思学考》。

至此，马头琴及二胡、四胡、蒙古筝（雅托葛）、蒙古三弦、扬琴、胡琴尔艺术指导（钢琴）呼麦，琴声合壁、交相辉映。蒙古国的胡琴系从立国后的今天，摸索探求，并收并育，真正作到形成了拉弹吹唱合并蒙古国韵胡琴系统高教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