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的视听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国外的视听翻译研究日趋完善，并在翻译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相比之下，国内的视听翻译研究， 起步较晚，发展尚不成熟。本文考察了国内外视听翻译研究的术语规范问题，对比分析了国内外视听翻译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以期为国内视听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
1 视听翻译研究的术语规范问题
视听翻译研究起源于电影翻译研究。早在1964年，Nida就在其著作《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中使用translating for the cinema，film translating，motion picture translating等来指称电影翻译，其内涵包括字幕翻译和配音。Nida指出，在语际交流中，电影翻译的影响可能会超过书籍翻译。成功的翻译对电影产业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外国电影至少有四分之三内容的接受取决于恰当的翻译（1964: 178）。不管是字幕还是配音，都需要实现画面、声音和时间的同步。而字幕翻译还包含了由口语向书面文本的转变，因此翻译过程中常常诉诸于原文本的删减。由于受传播媒介本身的限制，视听翻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一种改编（adaptation）活动，而不是一种翻译行为，这也是视听翻译曾长期被西方翻译研究忽视的主要原因之一（Diaz Cintas & Remael, 2014: 9）。Gambier（1994: 278）认为“改编”这一术语的使用，暗含了对信息进行量化、数学化的处理，并把语际交流视为一种增减活动，把翻译视为一个字面模仿和重复的过程，因此并不恰当。Gambier（2003）转而提出了“transadaptation”的概念。虽然他并未就此概念给出清晰的定义，但这个概念的使用指出了视听翻译兼含“翻译”的特性，被认为是向翻译学靠拢的一大进步。到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AVT作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概念在学术论文中广泛使用。虽有些学者仍使用film translation（电影翻译）或screen translation（屏幕翻译），这些术语名称也各有侧重，并在一段时间内反映了当时视听翻译研究的主要趋势。但随着视听翻译研究领域逐步扩展到其它类型的翻译产品和节目形式，如情景喜剧、纪录片、卡通、电脑游戏、网页等，这些术语名称的限制性逐渐表现出来。从电影翻译、改编、屏幕翻译到视听翻译的演变，折射出国外视听翻译动态的发展趋势及研究范畴的改变（董海雅，2007）。
我国的视听翻译活动始于电影的引进：1896年电影传入我国，视听翻译便随之开始（邓微波，2016）。之后的一百多年里，视听翻译活动伴随着媒介的革新，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麻争旗，2011）。然而，视听翻译研究却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所收录的论文中，最早研究视听翻译的文章出现在1986年，是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的乔魁学所写的《科技电影翻译初探》，讲述了我国早期在翻译科技电影时使用的方法。到目前为止，视听翻译领域的术语使用仍未得到统一。“电影翻译”、“影视译制”、“字幕翻译”等称呼彼此重叠，同时并存。多重术语交互使用的状况表明国内视听翻译研究对象仍不明确、概念尚不清晰。国内核心期刊论文中使用“视听翻译”这一术语相对较晚。对CNKI核心期刊论文关键词统计发现，国内相关研究中最早使用“视听翻译”来自于《上海翻译》2010年刘大燕的文章《析AVT名称演变：从电影翻译到多媒体翻译》。目前核心期刊以“视听翻译”为关键词的检索结果仅为12篇（最终检索结果为2020年2月17日）。除了一篇以电影《血与骨》为例分析多模态语境下字幕翻译的语义生成机制的研究外，其余多为综述类文章，如邓微波（2016）和吕洁（2013）分别回顾了国内、国外视听翻译研究的概况。国内译学界仍习惯用“影视翻译”的称呼，在核心期刊论文中以“影视翻译”为关键词的检索结果为80篇，远多于以“视听翻译”为关键词的检索。鉴于目前视听翻译研究领域的扩展，“影视翻译”这一术语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主流研究中仍使用“影视翻译”不仅反映了国内视听翻译研究术语规范滞后的问题，更凸显了国内视听翻译研究领域狭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