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历史渊源
“体育”一词最初在近代传入中国，初期与“体操”一词通用，直至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新学制”，“体育”一词才正式成为独立词汇被普遍使用。虽然，“体育”的定义较晚出现，但早在黄帝时期便出现“体育行为”的相关记载。民歌《弹歌》中的“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传达了当时人们以狩猎为名进行的肢体运动，而这其中明显已经包含了“体育”的定义。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甲骨文等均出现了对骑射、跑步、击斗等行为的记录。《诗经》中的《礼记·射义》、《周南·兔置》、《齐风·猗嗟》更是对士兵、武士射猎、骑射行为的场面加以生动描绘。这些资料都是证明我国古代体育文化存在的有力证据。且根据史料记载可知，我国历史上的体育行为，最初是为了满足战争、祭祀、狩猎等活动的体能需要而产生。
西方“体育”的诞生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位于地中海沿岸，四周地形以山为主。地区不易发展农耕，但适宜于外界贸易。故而希腊人养成了善于竞争、自强好动的群体性格特征。在群体特性的长期影响下，希腊人逐渐开发了各种以良性斗争为目标的体育行为。《荷马史诗》中《伊利亚特》第23卷曾记载，半神英雄阿喀琉斯祭奠死去友人之时，便开设了一场盛大的体育竞技比赛。文学巨著之中出现以“体育”为主的半神英雄的祭奠活动，足以说明古希腊对体育的重视程度。而公元前776年，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行，则正式标志着西方体育文化的正式成型。
整体来看，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历史渊源，都是在原始社会以生存为目的而产生。而两者的区别在于，因历史源头、文化特点、地理环境的不同，双方“体育行为”朝向了不同的方向，且蕴藏着不同的文化内涵。中国历史中的体育渊源更倾向于对历史的记录，重视内容的还原度和客观性。而西方体育则更偏向文学艺术，崇尚对形式的维护和意义的描述。
2 理论基础
中国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为精神文明的核心。宏观层面讲求“天人合一”境界，行为深谙“中庸之道”、“和为贵”，为人则讲求“恪守中道”。而中国体育文化也必然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继而在中华民族体育文明演化过程中，不断吸纳、筛选、融合，最终形成了一种可充分反映中国古代文化特性与文明风貌的体育文化体系。该体系中，人的体育行为将“神”与“形”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主张“内外兼修”，追求人自身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与其他外界的和谐。不仅如此，对“整体”的和谐性要求，也逐渐在体育文化发展和传承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伦理观，以期后人能够以此为准，正己守道。
西方体育文化并非一般媒体所认为的那样，完全以个人的利益和所得为主导。亚里士多德曾根据希腊城邦的状态指出“城邦应先于个人和家庭”，柏拉图也在《理想国》中强调“群体本位”的重要性。但随着西方国家逐渐面临工业生产的迫切性，以及市场竞争的必然性等不可抗因素，环境促使体育文化与其他文化一同朝向多元的方向发展[4]。自此，西方体育文化将“群体”作为文化体系的一部分，逐步强调开放型的竞争理论。而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西方特有的善于竞争、自强好动的群体性格逐渐从“潜藏”状态进化为明显的独立、好胜且极富创造力的“外显”状态。
时至今日，中西方在体育中表现出的核心精神，无不折射出历史理论基础的影响力作用。而在价值观建构的过程中，历史环境和理论基础的浸染作用更具力量。因此，这种建构在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上的文化差异，也令中西方价值选择的考量点，和价值取向的呈现状态，有了更加明显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