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初袭中国,武汉出现大面积感染现象,中央下达指令建设雷神山、火神山两座医院专门收治重症患者。央视频通过节目《疫情二十四小时》对两家医院的建设境况进行实时直播,据央视频数据,截止2月4日累计观看人次超过1亿,将慢直播这种新型传播模式代入大众视野。具体来看,本次疫情主流媒体建构报道的特色主要展现在三方面:情景建构、情感建构以及形象建构。
(一)沉浸式情境建构
根据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电子媒介的诞生和应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信息传递的方式以及受众接收信息的场景,进而改变了受众的行为。央视频慢直播在火神山和雷神山施工现场各有两个摄像头承担全景和近景两个景别的拍摄工作,进行24小时现场直播。
隔离使受众处于长期无法与他人交流的境况,观看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设状况,可以填补时间空缺。慢直播最大程度上呈现了施工现场的真实情况,满足了用户对权威信息、及时信息的现实需求。并且慢直播为观众提供“在场感”,方便观众多方面多层次获知新闻。在火神山医院建设的过程中,两家施工队曾因道路建设问题发生冲突。在以往新闻报道中,此类画面可能被剪辑,但在慢直播中该画面被完整地保存。观众完整地参与了冲突发生到冲突解决的全过程,了解事件发生的真相,增强“在场感”。
公共领域的扩大使得是受众的角色从简单的接受者变成了能够与传播者互动的用户。央视频慢直播的新闻内容不仅包含着24小时建设的直播画面,也包含了视频下方的讨论区。网友在讨论区对施工现场的情况加以探讨,自发为各种施工设备起名(“呕泥酱”是指现场的混凝土罐车、“蓝忘机”是指现场两辆蓝色的挖掘机、叉酱是指跑来跑去的小叉车),构建了一个私人情境。央视频编辑注意到讨论区网友拟定的各种“拟人化”称呼,主动搭建了助力榜平台,让受众免费为自己喜欢的机器助力,提升受众参与度。主流媒体在受众构建私人情境基础上,整合构建了公共情境。
总之,网络传播使新闻作品不局限于简单的传播者输出,而是融合了传播者与受众的互动。因此新闻报道的情景建构由传授双方共同完成。另外,慢直播、VR等新型传播方式促使受众沉浸于新闻报道,完成了沉浸式的情景建构。
(二)共情式情感建构
此次新型主流媒体疫情报道的成功之处一方面是新闻作品本身构建的沉浸式情境,另一方面是由于处于同一情境受众产生的共情效应。共情是一个心理学概念,简单来说是一种同理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共情传播主要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受众在情感层面发生情绪感染,随后在认知层面受众形成集体记忆,最后在行为层面受众做出利他主义的行为。
以央视频慢直播为例,1月27日央视频正式开启对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建造过程的慢直播,此时中国正处于疫情大面积爆发阶段,各地人民在家中自我隔离。面对新冠疫情这种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受众易出现恐慌心理。慢直播提供的“在场感”使受众感觉自己也参与了火神山或雷神山的医院建设,从中获得心理安全感。首先讨论区互动使受众共同处于媒体构建的沉浸式环境中,易产生相同的情感体验,发生情绪感染。同时央视频通过打榜等板块积极迎合受众需求,寻找共通的情感空间,将情感传播作为引导受众的重点。其次讨论区犹如一个圈子,将参与观看的受众联系成一个整体,扩大了圈子内部的情感传播效果。受众的讨论是情绪和思维结合产生的理性思考,易促使认知层面集体记忆的产生。最后受众号召亲朋好友一同进行观看疫情相关节目,并为武汉捐赠口罩等各种医疗用品,即利他主义行为的产生。
总之,此次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中主流媒体的情感建构是成功的关键。杨国斌先生认为网络事件通常由心理因素引发,包括悲情与戏谑两种心理因素,而疫情报道中就带有强烈的悲情色彩。主流媒体善用情绪建构能够更好的引导舆论,防止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三)英雄式形象建构
除了情境建构和情感建构外,此次主流媒体疫情报道建构的特色还包括新闻人物的建构。新闻作品通过人物间互动,展现不同人物的心理状态以及背后的行为渊源,以此揭示事件产生的原因,引导舆论。此次疫情报道中,媒体建构出大量英雄人物。
与正面宣传相异,本次疫情报道选择的英雄人物绝非视察的领导干部,而是真正做实事的小人物。我国最早开始重视新冠疫情是1月21日钟南山院士通过广州家庭传播案例,确认新冠病毒的传播途径包括“人传人”。随后他从广州启程前往疫情重灾区武汉,参与医疗救治的一线工作。在《新闻1+1节目》1月26日中,白岩松对话钟南山院士,询问疫情的发展动态以及转折点的到来。通过平实的对话,展现了钟南山院士做实事的英雄形象。人民日报也曾通过微信公众号和客户端向广大受众推送钟南山院士前往武汉的无座车票,展现医疗工作者高尚的信仰。英雄人物形象建构的转变代表了主流媒体话语方式的变化,促使受众乐于接受来自主流媒体的信息,稳定舆论场状态。
与纯英雄人物相异,本次疫情报道中建构的形象并未单方面强调人物的勇敢或奉献,而是通过叙述人物内心的多重情感,建构饱满丰富的人物形象。在武汉一线医护人员延迟婚礼的报道中,一方面表现了作为护士为医疗事业献身的崇高信仰,另一方面表现了作为妻子对丈夫的愧疚以及对疫情结束后婚礼的期待。
总之,随着新闻实践的进步,主流媒体的改革已不局限于简单的平台融合,而是在话语体系、媒介内容等方面进行深层次改革。主流媒体深入公共领域,了解群众话语方式以及民间舆论场的舆论核,提升新闻的接近性。因此在疫情报道中,主流媒体建构的人物形象更能引起受众共鸣,提升媒体亲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