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翻译研究的历史，它先后发生了两次大的转向。第一次是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兴起而出现的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此时，翻译研究学者纷纷从语言学的关照下研究形形色色的翻译现象，中心议题是等值和等效。第二次转向是发生在二十世纪末，最先由 Andre Lefevere和Susan Bassnett提出的文化转向，此时，翻译研究学者从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众多的翻译问题，中心议题是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文本之外的因素。
进入全球化的21世纪，随着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成熟和蓬勃发展，社会分工更加精细化，社会资源的分配也更加合理。在这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中，翻译研究也呈现出了新的发展态势。
首先，就译者身份来说，随着人们对译者主体性的肯定和更深入的认识，译者从传统的“仆人”，在翻译中要做到“隐身”、“透明”向“创作者”、“反叛者”和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责任者”转变，在这一转变历程中，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互联网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浪潮下，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机器翻译和网络翻译也应运而生。这对当前的翻译研究带来机遇和挑战的同时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其次，就翻译过程来说，翻译早已远非单纯的语言学视角下两种符号的相互转换。而是从翻译活动的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转换性、创造性和历史性“五位一体”的“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此外，翻译过程中的传统矛盾之争——“异”与“同”、“形”与“神”、“可译”与“不可译”已经有了更深层次的延伸，翻译这一活动跨学科性加强，分支更加精细，本土和异域文化间差异和同化的加剧等等诸如此类新矛盾大量出现。这就要求我们在在多元的研究视角和科学的研究方法的指导下，通过多元文化语境来认识和研究翻译。孙致礼教授对翻译概念的界定，正好符合了这一潮流。
最后，就翻译评价来说，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一门新的学科——翻译批评学应运而生，它是“将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连接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环节”[2]在其创立和发展中，人们对翻译的评价由传统的以“信”为基本准绳的单一标准走向多维度、多视角的多元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