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群众路线”是我党优良传统
走“群众路线”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在信息时代，在新媒体时代，走“群众路线”更是必然选择。习近平强调：“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姜洁，2016）
如果把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比作一场大战役的话，在新媒体环境下，普通大众成为了信息的主要生产者和传播者，要打赢这场舆论战就一定要依靠一场人民战争。
（二）走“群众路线”符合海外信息传播文化和新媒体特点
我国以往的对外宣传都是以官方宣传为主，要求统一立场，遵守外交纪律，用同一个声音说话。从结果来看，这样的文化传播模式效果不尽如人意。这是我们对海外接受媒体信息的偏好特征研究不足造成的。耿鹏（2018）指出，西方人对权威性媒体（作者注：有权威机构背景的媒体）的接受度较低，甚至是负接受。这和中国官方媒体一般比较权威的局面完全不同。所以，在对外文化传播方面，单靠《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这样的官方媒体是远远不够的。以官方媒体为主体的文化传播模式，至少在西方国家和地区很难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
YouTube出现之后迅速成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视频网站之一。它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无疑是其“群众路线”走得好。或者说，YouTube的创始人很好地运用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方针。该网站首页的口号是“播报你自己。”它把21世纪界定为全球公民传播时代，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视频发布者和传播者，而不需要任何机构的审查。它颠覆了传统媒介技术的精英性和垄断性，标榜“创建视频不是我们而是你们的权利与职责。”这是个很好的走“群众路线”而快速成功，迅速获得世界影响力的经典案例。
只有走“群众路线”才能适应新媒体互动性强的特征。如果单靠官方媒体进行文化传播，面对海外网友的留言，主流媒体有限的人手是无法进行回复的，更不要说及时回复。如果不能及时回复，甚至不回复，文化传播的效果就会差很多，对受众的影响力就很难深刻。根据欧亚婷和廖伶欣（2017）的研究，2015年度，《人民日报》在Facebook上的信息发布的评论数量较小，多为100条以内，原因是该账号没有对网友的留言和评论进行相应的互动。总之，没有及时、充分的互动，在新媒体环境下我们的对外文化传播工作就很难达到很好的传播效果。
李子柒被称为中国人在世界新媒体上的第一网红，成功原因除了其视频短片记录了普通的百姓生活和传统文化之外，还有一个是其老百姓身份。在西方即使是对中国有敌视态度的一部分人也无法找到批评其文化“宣传”的理由。另一个典型的新媒体文化传播成功案例也来自民间，2019年1月15日抖音上发布了一个仅有十秒钟的短视频《妈——》：小女孩喊一声“妈——”，妈妈出场了；妈妈又喊了一声“妈——”，奶奶出场了；奶奶又喊了一声“妈——”，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出场了！这个简单短视频打动了全世界的网友，被网友们以“四世同堂合家欢”为题大量转载，点赞人数超过200万，转发超过30万次，观看人数近2000万！
“人们已经习 惯于在网上表明意愿，通过网络表达诉求。在特定条件下，网络民意的发声力度甚至要高于现实社会。正所谓群众在哪里，党的群众工作就在哪里，群众路线的侧重点就在哪里。”（陶鹏，2017）如果我们把9亿多网友的文化传播热情得到鼓励，中国将出现千千万万个李子柒，国际多媒体平台上将出现数以百万计的像“四世同堂合家欢”这样的草根作品打动世界！所以，为了对外文化传播的成功，我们需要走“群众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