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培根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精神动力以来，人类本以为战胜愚昧并以科学的方式摆脱了野蛮状态，但技术的启蒙没有使人们获得根本的自主，在一系列工具化的过程中制造了人类重归自我的障碍。从知识就是力量以及人们可以在发明中不再顺从自然而是在实践中支配自然开始，作为主体的人与被控制对象的客体自然制件的对立就直接导致“同一个科学技术制度既能够从人类的普遍敌人（饥饿，疾病和繁重的劳动）中解放人类，也能够支配精英们增强其控制个人行为的能力。”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是向社会不断输入完整独立的操作系统，在经过数字精密测算后一切存在都被挤压、模铸。每一个人已经被这种巨大的统治力量变成了“科学人”，就像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物化现象下的人的描述，生活在每一个生产线上的人不再是具有个性的人，人的区别被取消了，甚至没有了性别，任何一个位置上的人都可以被替代，唯有那机器在人们的欲望下不断的运转着，失却了具有活力的人。技术理性的根本是不能参与人的意志，为了得到对事物正确且有效的认识，必须忽略许多感性的成分，因此所有事物的差别都必须被还原为简单的量进行计算，整个制作过程把世界变成了机械的世界，有的只是人类劳动的生产效率问题而不是人的生产质量以及劳动价值，而人类创造技术获得知识是为了使自身实现自由，但事实上又并没有朝着人类最初的期许发展。现代社会的危机掀起了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考中去，实践不能是一种对技术的应用和对理论的验证，亚里士多德在其矛盾的论述中提醒我们“实践的理智其实也是生产性活动的始因”，就人活动的特点来看，每个人都追求善，而追求善本身即实现善的活动过程而非具体的外物才是自足的，实践应该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人的活动应该以总体的德性和好的考虑相结合的实践智慧贯穿始终，因此真正的实践只能表现为永远把对方当做目的而非手段的主体间性。
2016年1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对过程的追求就是使教育活动本身越来越完善和自足，而付诸于实践活动以过程性的意义，就是对人区别于感性动物的实践的生命无限的创造力。例如为何不赞成为了完成教学任务的停课不停学模式，原因就在于这时我们只是把教学当做了某种手段，甚至为了实现一种教学以外的目的将自己置身于教学活动以外，此时的教学主体完全与其教学活动分裂开，并以简洁不记效果的方式复刻整个教学过程，教学变为千篇一律没有灵魂的“语言秀”，教师本身变为工具，主体丧失了普遍意义下的特殊性。海德格尔曾指出“此在不是一种附加有能够做这事那事的能力的现成事物。此在原是可能之在。此在一向是它所能是者；此在如何是其可能性，它就如何存在。”这表明实践的人不是作为给定的存在者陷入机械的探索途径而是以超越了属的普遍性的特定的存在样式展现着他的是其所是。从思政课教学效果的隐形特征来看，注重的就是如何使同与客观世界同样发生关系的言语主体达成一种交往意义的共识，使这种交流双方达成共识的充足理由就是参与者永远不停的寻找使共识成立的有效性要求，以无限探索对人的终极关怀衡量合理有效的活动，这也意味着处于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始终处于反思批判中，这样教学活动就从来不是某种既定的形式或“常规的运作”而已，而是永远体现着发挥着积极作用的中介的存在——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