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看来，胡适、陈独秀当年提出废文言兴白话的主张也并非天经地义，事实上，文言与白话各有优点，除非放在时代变革的大局中，能够找到变文言为白话的必然依据，而仅就两种语言自身的优劣来比较，其实很难分出轩轾。在“五四”时期，当时的知识者很少能够像胡适、陈独秀那样站在时代的高度认识“文白之变”的意义，因而一些知识者对这个变革提出各种异见也是非常自然。
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以后，很快就在文坛上产生了一些反响，最早对胡适语言变革主张做出回应的是持有“凡庸的折衷论”、后来被称为折衷派一群知识者。（郑振铎语）这些知识者中既有像常乃德这样的在校学生，也有像朱经农、任鸿隽这样已经有一定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对新文化的态度很难简单的用趋新与守旧来概括，他们更多是就事论事地从文言、白话的优点和缺点讨论变革的必要性。中国传统文人接受的教育其实一开始就包含了文学教育，在他们的观念中，文字之美本来就是学习、使用文字的必然要求，古人并不满足于正确地使用文字，而是希望通过文饰来美化文字。如林语堂所说：一篇文章只有“可颂可歌，可以一唱三叹，才叫文章。”1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在胡适发起白话文运动后，很多人一方面部分支持白话文运动，但他们从文学的本位出发，也认为白话文直白、简陋，不足以为文学所用，因而对胡适的白话文理论提出质疑。
在所谓折衷派的观点中，一个常见的主张是将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两分，他们认为，文学之文不同于应用之文，前者别有一种要求，像用典与对仗都是文学语言特有的修辞手段，并不能一概加以反对。他们肯定白话文的优点，但也认为白话确实有俚俗之弊，担心它短时间内不能满足文学之用。
事实上，早在《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前，胡适在1916年10月寄陈独秀的一封信中（发表于《新青年》2卷2号）就概述了自己的文学变革思想，这篇文章中也已提到了改革文学的“八事”。2而其后不久，在《新青年》2卷4号的“通信”栏中就刊出了常乃德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信中对胡适提出的“八事”有一个评说。他的基本观点就是，中国的“文”应当有“说理纪事之文”与“美术之文”的区别，3而“文学之文”有自己特殊的要求。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认为“用典”与“对仗”都不应当废除。他说：“胡先生以古文之敝，而倡改革说，是也，若因改革之故，而并废骈体，及禁用古典，则期期以为不可。夫文体各别，其用不同，美术之文，虽无直接之用，然其陶铸高尚之理想，引起美感之兴趣，亦何可少者。”他说：“文学改良说理纪事之文，必当以白话行之，但不可施于美术之文耳。”他说：“为今之计，欲改革文学，莫若提倡文史分途，以文言表美术之文，以白话表实用之文，则可不致互相牵掣矣。且白话作文，亦可免吾国文言异致之弊，于通俗教育，大有关系。”4
其后不久，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余元濬在《新青年》3卷3号“读者论坛”栏目中发表的《读胡适先生<文学改良刍议>》，也对胡适提出的“八事”做了一番评说。他对胡适的“八事”多数表示赞同，但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关于“不避俗语俗字”一条，他不完全同意胡适的观点。他指出：“末所谓‘不避俗语俗字’，此不能不于应用上规定其范围。盖文字之为物，本以适用为唯一之目的的。‘俗语俗字’虽有时可以达文理上之所不能达，然果用之太滥，则不免于繁琐。易言之，即用文理仅一二语即足以表出者，用‘俗语俗字’则觉连篇累牍，刺刺不能自休，且亦长易惹起人之厌恶，……。”关于文言与白话的使用，余元濬还是沿袭了晚清学人的主张，认为白话适应于普及与应用，文言则可以用于文学与学术，它们在不同领域可以发挥不同的功能。5
“五四”时期在语言变革问题上出现的折衷派大都并不反对使用白话文，但是反对废弃文言文，而其理由主要还是考虑文言与文学、特别是与诗歌的特殊联系，认为要做出精美、高深的文学，不能单靠白话，至少应当兼取白话与文言。正是因为文学的需要，应当给文言留下一块保留地。1918年胡适的同乡黄觉僧在《折衷的文学革新论》中就指出：“文以通俗为主，不避俗字俗语，但不主张纯用白话。”他给出的理由是：“文学改革固当以一般社会为前提。然文之中有所谓应用的，美术的二种。即以欧人之文学言，亦复如是。是美术文之趋势如何，无讨论之必要。何者？研究美术文者，必文学程度已高，而欲考求各种问题真相之人，与一般社会无甚关系。愚意通俗的美术文（用于通俗教育者）与中国旧美术文可以并行，以间执反对者之口。旧美术文无废除之必要。”6黄觉僧的意思还是把文学视作一种高高在上的活动，这种活动应是由高高在上的人用高高在上的语言创造，因此创造文学不能纯用白话。
很多折衷派文人认为文言经过文人数千年的打磨、锤炼，有简约、典雅的特点，是典型的文学语言，而白话文一直偏居民间，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有直白、简陋之弊，不适宜文学，特别不适宜诗歌之用。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多主张白话、文言并存，白话用之于普及教育与日常交际，文言则用之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