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是宗教而不是纯文学，对教义的准确翻译是宗教的第一大要求，因而重视准确性的直译作为主流翻译风格，但为了争取更多的信仰者，也需要注重有文采的翻译来吸引群众。因此，佛经翻译必然有其自身的特点与其他翻译活动区分开来。
1.佛经译场的体制设置
佛经译场发展轨迹是“由私译而至合译，又由小译场而为大译场，组织及分工细密、严谨”。
前秦与东晋并存时期，佛经翻译由私人事业转入了规模化译场翻译，释道安在朝廷的支持下首创译场制度。建立译场制度和道安的主旨是分不开的，生逢乱世，几经流亡，道安意识到译经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才能发展壮大，他提出“依国主，立佛法”的观点，据《高僧传·道安》记载，他对弟子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鸠摩罗什是道安译场制度的继承人。他进一步发展了道安的译场制度，开集体翻译之先河。鸠摩罗什译场规模之大，有时五百人，有时三千人同时参与译经活动。鸠摩罗什在长安十余年，共译经39部，313卷。
惠远在庐山开办译场，和鸠摩罗什的长安译场同时，形成南北之势。“东晋十六国后期，中国佛教形成了南北两个中心，南方是以释慧远为首的庐山僧团，北方是以鸠摩罗什为首的长安译场。慧远在庐山，结社念佛，组织译场，著书立说。”“慧远法师即在庐山置般若台译经，开创了我国翻译史上私立译场的先河。”慧远译场翻译规模较鸠摩罗什为小，出经多为毗昙学派著作。慧远与鸠摩罗什有关于译经学佛的书信来往，被称为佛学史上著名的“南北对话”。
唐代最著名译经高僧玄奘，西游取经十余年，游学归国后，受到唐太宗的欢迎，在长安弘福寺、大慈恩寺等地组织了规模更大的译场，并在慈恩寺建大雁塔藏经讲经，晚年迁至玉华宫（今属铜川耀州）继续译经，出经数量史载最多，质量也更好，被称为“新译”时代，以别于之前鸠摩罗什的“旧译”。
在玄奘之后的长安—洛阳的义净译场、不空译场，直至北宋太宗亲自主持的译场等等，基本上都继承沿袭了道安开创的官办译场的路子。
建立佛经翻译译场的意义，在于科学性扩大化生产。一是准确的译经质量，二是规模化的译经数量。
2.翻译程序的规范
在古代，与现在的个人翻译不同，译经是集体事业，往往设有口诵、笔受、证义、校验等多道程序流水线作业。佛经译场的翻译程序是随着时代而不断发展完善的，程序也由简单到复杂。早期的翻译简单些，安世高时代只有两三道程序。越往后越复杂，甚至到了唐代玄奘的译场达到13道工序之多。
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译经程序有所不同：
最早史载的译经程序是，东汉《法镜经》的译出由安玄口诵，严佛调笔受记录。有没有更多的润色等工序不得而知。西晋竺法护译经，已经有了口授、笔录、正文（黜除胡音并与旧译对照）、编订、审校等至少五道工序。到了前秦道安的依官办译场，已经有了口授、笔受为梵文、传译、笔受为汉文、正义、校对等六道工序。正是从那时起有了佛经译场的基本雏形，成为中国佛经翻译官办译场的开端，为稍后一些来长安的西域名僧如鸠摩罗什组织大规模译场奠定了基础。
姚秦时期鸠摩罗什译经，佛经依梵本而译出为“秦言”，即汉语，由于当时是后秦统治，该区域语言被称秦言。鸠摩罗什将原文口译为中国汉语言文字，其中笔受、证义（即论证义理）、润文的，有很多人，每个步骤都有专人负责。至少含有口授、笔录、两释（互译）、辩文、与旧经对照、审义、书记、校验等八九道程序。
译场制度发展到唐太宗时，玄奘主持的长安译场据说已经非常严密，分工很细。玄奘译场共出现过证义、笔受、缀文、执笔、正字、证梵文、证梵语、证文、录文等职称
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宋太宗重新组织译场，恢复了自唐元和六年（公元811年）中断了100余年的佛经翻译事业。译场分宣读梵文、证义、证文、审听、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等九个译职阶段。这是中国佛经译场的末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