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动力机制是指推动城镇化发生与发展过程中所依赖的各个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融合的运作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运作机理的各种关系、组织制度的总和。国内外的学者们对城镇化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Henderson(1974)、Thlley,Gardner和Graves(1979)、Ades Glaeser(1995)、Fujita 和Krugman(2000)等国外专家都认为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以及现代服务业等多元力量共同驱动城镇化的发展；国内学者对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动力机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分类标准大致围绕着城镇化的生成机制、推动或阻碍机制、关键因素、支撑作用等方面，主要形成以下观点：第一，二元城镇化生成机制。这种观点主要从推动者的角度把城镇化分为“自上而下”和 “自下而上”两种类型。杨虹等（2002）比较了这两种城镇化模式的特征和差异。“自上而下”城镇化指的是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政府通过计划手段制定城镇整体发展规划；而“自下而上”动力机制则强调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工业化进程开启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浪潮，这些农民工是城镇化的主要建设者，与此同时，乡镇企业的发展、小城镇建设也构成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内容。第二，内在动力和外部动力。这种分法主要依据城镇化的来源和影响程度分析了城镇化的内因和外因。胡杰（2014）指出内因是指区域本身所固有的、能够决定城镇化的发展方向、特征的各种自然和人文因素，而外因是相对于内因而言，主要指内因之外的其他因素；陆大道，陈明星（2015）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城镇化的内在动力，城镇化发展的内因主要是自然基础和生态环境；陈扬乐（2000）认为城镇化的内因主要包括区域的资源禀赋、生产能力、交通条件、企业和个人的主体行为等。胡杰（2014）把企业的区位选择和组织形式的演化、农业生产率提高产生的对农村劳动力的推力和城镇化发展带来的对农村劳动力的拉力细分为城镇形成和发展的微观动力。第三，制度与政策调控力。制度作为外在因素，对城镇化的发展方向、速度、规模起着重要的作用。王晓东（1993）把制度的安排与变迁归在城镇化的宏观动力机制；胡杰（2014）把宏观管理和调控政策归类在城镇化的外生动力；曹广忠（2010）通过对城镇化驱动因子的研究，指出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等国家政策是地区间城镇化发展不平衡的主要来源；邱晖（2015）指出，社会制度变迁是决定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可以推动或阻碍城镇化的发展，是城镇化的推动或阻碍机制。第四，支撑力。产业发展和就业增加支撑着城镇化进程。陈柳钦（2005）分析了三次产业在城镇化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农业是城镇化的基础动力，工业化是城镇化的核心动力，第三产业是推动城镇化的后续动力；陆大道（2015）指出工业化和服务业发展支撑了城镇化。第五，多元城镇化动力。这种观点认为城镇化的发展是多种动力共同推动的。王树春（2016）从经济新常态下提高城镇化质量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物质产品的生产、消费结构应转向知识密集型的社会生产模式和个人发展型的社会消费模式，提出构建金融业态多元化、工业生产智慧化和公共财政服务化相结合的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的具体思路；辜胜阻认为我国城镇化体现了“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的双重动力机制。陈明星等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分析表明中国城镇化应强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统筹城乡发展。蒋贵凰（2015）把城镇化动力区分为外推力、内促力、内拉力、基础环境限制力和软环境限制力并将每一种动力再细分出各自的二级动力，从而分析这些动力对城镇化的作用方式。
由此可见，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和切入点，深入解剖了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各种动力因素。整体上看，这些研究成果注重于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功能，加强了对城镇新型度的综合评价，但关于动力机制模型与城镇化发展路径之间的关联研究较少，同时也缺少对不同动力之间相互影响的研究以及对整个动力机制模型与城镇化的关系研究。对某种类型的动力分析主要侧重于整体性描述，而较少有细分各种类型的动力对城镇化作用的机理和影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