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策红利接踵而至，法律法规停滞单一
2018年，我国为化解人才结构性问题，敲定了终身职业培训的政策措施。而我国本世纪十年代的教育改革亦希望全面提升我国教育人才，追溯及源，政策的长矛必将深深指向职业教育，与此同时，多个职业教育的政策红利也纷至沓来。
然而在法律法规方面，自上世纪末我国颁布一部职业教育法后，再无与职业教育相关的法律。2019年，我国职业教育政策文本数量共有24个，而我国现有有关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数量仅是个位数（见表1），对比悬殊。我国关于职业教育的行政规定甚至往往都要等上一两年才见进程。对于倡导法治的国家，必须要强调法律在国家意志下的普遍约束力。政策红利一方面表达了国家的治理热情，但法律法规的停滞单一是国家行动力的巨大绊脚石。
在职业教育完善的发达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都会在历史长河中出现多个历史节点。而对于如今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法律法规的发展明显是落后了社会的更迭换代。
（二）为普教“让路”，社会偏见积重难返
目前高校不断扩招带来的普高热让更多再职业教育道路的学生成为了一种“不得不”的选择，在普高本就是主流的时代，职校仿佛就是为教育打辅助的一种存在，家长口中的“哪都是大学生”更让职校成为了大多数青少年心中难以启齿的存在。而中国职业教育规模下跌激起的浪花，重重淹没了中国经济航船前行所需要的职业教育供给。
中国千年文化造就文明的同时，亦在社会上根深蒂固了传统观念。一是“重知轻术”，重理论轻实践投射到现代的重普教轻职教，然而职教作为工业社会的产物却难以轻易打破千年积淀的社会偏见。二是在“重知轻术”基础上存在的“家长制”，当新一代年轻人被新的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时，人生的节点往往也是被家长握住了选择大权，即家长的观念才可作选择。而这样主流的社会观念便是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拦路虎，中国思想是中国式困境之一。大多数学生即使进入职业学校后，面对的主要便是对职业前景认可不高的教学者，对工作缺乏热情和自豪感，师生的关系同样也进入一种不良循环之中。
在这样的社会偏见下，人们认为职业教育面向的行业日常任务繁重，视为一种“体力活”，在这一认知中，职业教育面向的行业得不到平等的社会认可，其较低的社会地位更加疏离了青少年对职教的正常选择。（三）职业教育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作用亟需发挥
国家现代化进程漫漫，在教育作为兴国利器面前，《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印发意味着届时职业教育需要高水平人才服务能力，来满足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人工智能作为现代化的产物，它的诞生同样也给21世纪无数的行业带来了挑战。职业教育在现代化发展中亦然，例如技术的需求虽然使职业教育一方面显得越来越刚需，但另一方面第三产业也在慢慢被人工智能替代，出现技术排斥工人的现象。但在现代化国家成长的环境中，仍然有许多服务业显得不可替代。例如教师、酒店餐饮工作人员等诸如此类的职业，具有制度下无法被取代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