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王阳明的心学在徽州得到广泛流传，并获得普通百姓认同和响应。心学是明代儒学革新的产物，它在形式上打破了程朱理学的理论框架，其学说的精髓或说基本理论框架在于重新建立了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为基本范畴的心学思想体系。所以，王阳明的学说在明中晚期士人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和影响。王阳明 还提出了四民平等观，且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2]25 王阳明所强调的“道”无非是“有益于生人之道”，也就是说对社会有利，对民生有益，这样就能“尽其心”。阳明的心学思想在徽州逐渐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冲击程朱理学在徽州的统治地位。因此，程朱理学在徽州一统天下的局面受到严重的挑战。为了维护朱子之学的权威性、学术性，程曈的学术倾向是相当明显的。康熙《休宁县志》卷12《人物志》载：“其于六经性理之要，莫不研精覃思，以求真是之归。当正、嘉之际。禅陆盛行，曈独立狂澜，觗排攘斥，崇正道，辟邪说。”就是指程曈的学术排斥陆王学说，坚持维护朱子之学的正确立场。明正德三年（1508）三月，程曈一篇《新安学系录序》再次阐明自己的维护朱子之学的观点，其中说：

孟子没而圣人之学不传，千有余岁。至我两夫子始得之于遗经，倡以示人，辟异端之非，振俗学之陋，而孔孟之道复明。又四传至我紫阳夫子，复溯其流，穷其源，折衷群言，集厥大成，而周程之学益着。新安为程子之所从出，朱子之阙里也。故邦之人于程子则私淑之，有得其传者；于朱子则友之事之，上下议论，讲劘问答，莫不充然各有得焉。嗣时以还，硕儒迭兴，更相授受，推明羽翼，以寿其传。由宋而元，以至我朝，贤贤相承，绳绳相继，而未尝泯也。盖朱子之没，海内学士群起着书，争奇炫异，各立门户，浸失其真。诸先哲秉相传正印，起而闲之，故笔躬行之实，心得之妙，乃于圣人之经、濂洛诸书，具为传注，究极精微，阐明幽奥。朱子之所未发者，扩充之；有畔于朱子者，刊去之，由是朱子之学焕然于天下，我朝太宗皇帝诏修五经四书性理，宪宗皇诏修资治通鉴纲目，一惟其言是宗，采录之以明圣经，淑人心，维民极，而垂教后世，则其有功于圣道正学大矣哉。(序)

此段序文，其实就是在阐述《新安学系录》编撰的原因，按照程曈的看法，圣人之学，因二程而复明，而朱熹为集大成者，新安理学家则得程朱真传。朱熹之后，后学者群起著述，各立异说，朱子之学真谛乃不得其传，唯新安理学家尚能坚持程朱门户。此中反映了程曈编辑《新安学系录》所要达到的一个根本目的，即在朱子之学面临危机的状况下，通过为新安理学家立传立言，传承新安理学。程曈励志为朱子之学焕发出其强大吸引力，故特汇编此书，以彰显其魅力之所在，全力维护朱子之学，
程曈在编纂《新安学系录》中已表明新安学作为一种重要的理学流派，根据这一思想，程曈在汇集《新安学系录》中处处表现维护朱子之学的痕迹。首先，在人物的选择方面，凡非朱门的新安学者，一概不收；所收录之人，凡有背朱子之学言论处，概不提及。《江南通志》称程氏此书“与朱子合者存，背者去”，确是实情。而究其原因，与程曈编撰《新安学系录》的立意密切相关。第二，大力表彰对朱子学作出重大贡献的新安学者。如所著书“补先儒未补之缺”、号为“朱子世适”的陈定宇，“有功朱子”的胡云峰，以及专门的篇幅重点介绍。第三，在资料的取裁方面，特别注意引用有关程朱的言论、新安学者对朱子学阐释的内容以及新安学者辨驳“异说”的看法，由此通过资料的编排而达到宣扬和维护朱子学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