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减贫瓶颈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截止2019年年末，我国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6%，剩余贫困人口551万，各省贫困发生率都在6%以下，2020年被称之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根据以往国际经验，一国的贫困发生率降至10%以下时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就会逐渐消失，当贫困发生率降至3%左右，减贫就进入最艰难阶段。从我国2012年之前的减贫实践效果来看，新标准实施后减贫人数逐年递减和每当贫困人口减到3000万左右就减不动的事实几乎被当作扶贫领域存在的定律。2017年末我国贫困人口为3046万人，贫困发生率为3.1%，2018年与2019年连续两年的减贫效果说明我们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是行之有效的，冲破了以前的减贫瓶颈，向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突破减贫的瓶颈意味着我们找到了应对脱贫的主要约束机制的办法，但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的彻底解决，而意味着要面临更多以前从未遇到过的问题和挑战。与此同时，脱贫地区出现歇一歇、松口气、翻烧饼的现象，从“攻坚战”到“保卫战”的思维转换没有跟上导致政策反应机制失敏，出现已脱贫人口因政策性返贫，丢失已经取得的脱贫成果。
（二）贫困疲劳理论
返贫是已经脱离贫困的人口重新获得贫困的状态，当前存在的大部分绝对贫困是暂时性贫困，但是返贫现象却是长期持续存在的隐忧。在力学研究中，用“疲劳”描述材料在长期反复不同的作用力下局部产生损伤积累直至整体破坏的现象。贫困疲劳是已脱贫人口由于过去长期暴露在贫困环境中所产生的损伤积累没有彻底得到修复或者只是局部得到修复，那么微小的突变就会使其再度陷入贫困。贫困疲劳理论建立在多维度贫困测量和脆弱性程度测量两个理论基础之上。多维度贫困测量的前提是以多个指标体系对贫困程度进行评估，至少有一个指标达不到规定标准的我们就认定农户为贫困农户，指标达不到的数量越多，持续时间越久，发生频率越高就认为其脆弱程度越强。陷入贫困疲劳的群体按照贫困标准属于已脱贫人口，但其脆弱性程度和一般贫困农户无异，在扶贫过程中同样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给予持久的关怀。一般根据这个理论，认为返贫现象的发生是因为在脱贫标准不高、贫困线标准低的情况下存在着已脱贫的生计脆弱农户，由于其获取、运用资产和应对风险的能力低，缺乏可持续生计能力，虽然“两不愁、三保障”得到解决，但是稳定长效的脱贫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贫困农户的生计空间并没有得到彻底有效重塑，未来面临陷入贫困的概率比其他群体要高很多。
（三）贫困陷阱理论
脱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扶贫经验表明，扶贫工作具有由浅入深的渐进性和“扶贫-脱贫-返贫”的反复性。西方著名的关于贫困陷阱理论有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以及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这三种理论共同的逻辑起点是贫困人口的资本缺乏和所处空间的脆弱，使其后天发展条件不足，陷入“因为穷所以穷”的怪圈。本文认为西方的贫困陷阱理论不足以解释中国的贫困问题，因为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能够采取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弥补欠发展地区投资不足的缺点，随着国家未来的发展是可以打破这种所谓贫困陷阱的。但是，不能否认当下我们存在着的贫困循环的问题暂时并没有得到解决，原因在于精准扶贫理论着重于解决贫困个体的生存问题，自然资源匮乏、经济资本缺乏、人力资本不足、文化资本落后的发展性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