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或者遗忘，昆德拉是将其作为人类存在的基本情境进行分析的——个人历史或者集体历史，作为一种生命的存在。当生命个体自己通过记忆重塑自己，或者自己主动选择如何处理记忆的时候，时间是内化于个体生命之内的，这是一种个人化的历史；而当一种不可抵挡的力量操控着人们处理记忆的时候，时间便是外在于个体生命的，这是一种集体的记忆。
塔米娜，是昆德拉的小说《笑忘录》的女主人公，属于作者在更侧重于个人历史的探索所遭遇到的主人公。小说《笑忘录》由7部组成，塔米娜出现在第4部中。在昆德拉看来，，塔米娜是他所有作品中最让他牵挂的女人，这本书就是为她而写的。
塔米娜是一个三十三岁的美丽的高个子女人，一个小咖啡店的女招待，一位流亡者。她与丈夫在“布拉格之春”后逃离了波西米亚，但她丈夫早逝他乡，只剩她一人孤独地生活。看着丈夫的照片，塔米娜惊恐地发现她对丈夫的记忆正在一点点消退。她感到必须要留住丈夫的形象，于是她开始执著地寻找两人在热恋时候用的大记事本和所写的信件。因为只有在对大记事本上的内容进行回忆的时候，她才能还给记忆以肉身。对塔米娜来说，她只剩下了现在，如果找不回那些记忆，她的未来便只能是通向死亡的虚无。她是为了活着，为了未来，才要抗拒遗忘。她试图通过很多人取回信件，但在种种背叛和远离之后，她的执着终以失败告终。在这个过程中，支撑塔米娜生活下去的力量也是来自“记忆”，她需要用曾经的信件来解救曾经生活的消逝。在“记忆”与“遗忘”之间，此时的塔米娜选择了生命之重——“记忆”，用回忆和对回忆的追寻让过去的生命重获意义。
在第六部分《天使们》中，作者虚构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世界，一个与世隔绝的儿童岛。一个年轻人这样诱惑了塔米娜，“到一个凡事凡物像微风一样轻飘的地方。到一个凡事凡物都没有重量的地方。到一个没有愧疚感的地方。”塔米娜终于选择了忘记自己的遗忘，逃离一切，背叛一切，企图以遗忘寻求生存的自在。在儿童岛上，她抛弃了自己曾经的记忆、隐私与习惯，随之也就摆脱了追寻记忆时所忍受的精神与灵魂的痛苦。她全力配合着这里儿童的意志，裸露出自己的身体和欲望，终于在“灵魂缺席的情况下具有身体的快感”。
正如戈尔丁的《蝇王》，儿童世界并不是绝对纯真、友好和无私的，随着某种特权关系的形成，儿童岛的专制、暴力的本质也逐渐暴露出来。塔米娜在一片虚空之中，成为了被攻击和被侮辱的人。塔米娜开始希望回到充满记忆之重的世界中去。“正像一个极端可以随时转化成另一个极端一样，到达了几点的轻变成了可怕的轻之重，塔米娜知道她一秒钟也不能再忍受了。她转过身去，跑了起来。”[ [捷]米兰•昆德拉著，王东亮译：《笑忘录》，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97页。]塔米娜希望离开这片没有重量的岛屿，“她想把它们从岛上夺下来，救下它们。她的身体和生的渴望。”[ [捷]米兰•昆德拉著，王东亮译：《笑忘录》，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99页。]如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萨宾娜——反媚俗的标本——在自己无所背叛时，她又无限的茫然。
塔米娜在逃跑的过程中溺死河中，她的遗忘终使她跌入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轻。所发生在塔米娜身上的前后变化，便是昆德拉为我们提出的一个极有意思的讨论话题，从“记忆”与“遗忘”的维度，再次思考“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王东亮先生也曾发问，“莫非《笑忘录》中那一朵朵‘遗忘的忧郁’之花真的可以疗伤？”当塔米娜选择了踏上那个儿童乐园，她已在追寻记忆的失败之后不堪重负，终于再次选择了“遗忘”，她要遗忘她的“遗忘”。“记忆”与“遗忘”，“轻”与“重”，这些主题，终于在这一刻交汇、碰撞，等待我们做出选择。
而克莱门蒂斯是作者在《笑忘录》在中，更多承担了集体历史作用的第一个重要人物。
《笑忘录》的开篇即讲述了这样一则让人忍俊不禁的现代历史故事：1948年2月的捷克建国大会上，捷共领袖哥特瓦尔德向群众发表演说。大雪纷飞中，他的战友克莱门蒂斯向领导人表达了深切的关怀，“克莱门蒂斯关怀备至地摘下自己的皮帽，把它戴在哥特瓦尔德头上。”4年后，克莱门蒂斯因叛国罪被绞死，宣传部门立即让他从所有的历史资料上消失。昆德拉写道，“从此以后，哥尔瓦尔德就一个人站在阳台上。从前站着克莱门蒂斯的地方，现在只剩下宫殿的一堵空墙。与克莱门蒂斯有关的，只剩下哥特瓦尔德头上的那一顶皮帽。”
这是一出莫大的讽刺剧，只有那顶帽子在无言地向后人讲述政权的强大，可以删减、甚至重写历史，任意建构民众的记忆。当强权可以任意篡改历史，“自我”也就不存在了。
历史中曾经真实存在的个体可以被轻易抹杀，一个国家的记忆便可以被轻易地重建。昆德拉在以他个人的努力，保留住关于捷克历史的真相。“为了使这一不快回忆的阴影不再干扰这重建了牧歌的国家，应该让布拉格之春和俄国坦克的到来——这一美好历史的污点——化为乌有。为此，今天，在波西米亚，人们对八月二十一日的周年日噤若寒蝉，而那些站起来反抗自己的青春时代的人们的名字，也被仔仔细细地从国家的记忆中擦掉了，就像小学生作业里出的错一样。”昆德拉将这种重写历史的方式成为“有组织的遗忘”，“这让人想起《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作者约瑟夫·海勒把战争称为‘有组织的混乱’那句含义深刻的话”：同样是奇异而精妙的字词组合，说明了强权与暴力的有效配合。昆德拉借小说中人物米雷克的口说，“人与政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当然，形而上有更深厚的生存根底，它会像幽灵一样飘荡在空中，驯化或者改写这一部分的难度就更大一些。但并不是不会被摧毁。民俗是遥远的历史与现实相联系的隧道，是人类神话在现代历史的侧影。昆德拉的《玩笑》最后在民俗的上演中结束，也许这种民间传统意识中仍然保留着远古的民族精神的血脉，给人以最后的希望。但在强权的干预、影响下，传统民俗的意义也日渐模糊、变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