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昆德拉写作中“遗忘”的主题，还是麦克尤恩笔下布里奥妮不停追问、反思记忆的选择，“记忆与遗忘”，其实都是作家在作品中与读者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小说与历史的关系何为？它们是文学创作，不同于历史撰写，但这些文学作品在更高的程度上保留了历史的真实。这些文学可以是纪事性创作，也可以是虚构。这便涉及到一系列有趣的问题：文化与历史有着怎样的关系？怎样理解文学中的真实与虚构？文学有没有自身的使命？
有关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新历史主义者海登•怀特曾有自成系统的论述。他认为历史学家撰写历史和小说家创作小说，都是用同样的修辞手段，用同样的叙事结构。所以历史也是一种虚构，是另一种小说的书写。
但他的这些判断未免有些形式化了，仅以写作的方式界定所写文字的性质。虚构的文学未必是不真实，清白的历史未必不容置疑，这种不同体裁间的交叉与含混，正是最有趣之所在。文学中的虚构，有可能是依据抽象的自然社会规律展开的，它虽然是以虚构的手法，但它越过现实种种的牵绊，在更高的层次上再现或者塑造了新的现实。而正是由于强权与暴力的治下，“遗忘”是不可避免的，“纪实”是不可能的，也只有虚构才可能保留历史的真实。往往在这些时候，所谓的“历史”才是不可信的。这些时候，只有文学可以以虚构的力量，超越现实中真实存在的种种限制，以想象的力量，在神话、传说、史诗与民俗之中还原人类精神深层的基因，实现对真理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文学承担着建构人类文化、文明，重铸人类精神世界的最关键的功能。文学也不是与历史绝缘，或者高于历史，文学要面向历史，面向人类共同的集体记忆。文学与历史二者要做的，都是要不停反思，不停追问，不停怀疑。文学未必永远给人带来的是饱满的希望与乐观，未必永远都会唤起个体生命的荣誉感、自信心。文学是一剂药，良药苦口。文学是让人清醒的，是可以让生命与灵魂复活的，更多时候是带着空虚、悲伤还有种种深重的痛苦。
塔米娜唯一需要的是与丈夫热恋时候的日记，只有在那些与日记有关的记忆里，塔米娜才能看清自己的面孔。这关乎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身份。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需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的归属地又是哪里？国家、民族还是记忆，信仰？
面对曾经的苦难或者罪恶，是正视还是回避，是记忆还是遗忘，是揭示还是掩盖真相？这不仅是一个政权基于利弊权衡的选择，更是一个民族对自身的自我认知、自我救赎能力的考验。有记忆，有勇气保留并审视历史长河中的血泪悲苦，才有可能清醒地反思历史。
名人当年事已高，常有写“回忆录”的习惯，将记忆中自己的生平向世人细细道来。“回忆录”里真的都是真实的记忆吗？钱钟书先生便不太信任这时的回忆了，他觉得自己“意志软弱”，怕要陷入某些心理功能跟自己做的恶作剧，便谢辞了别人请他做回忆录的邀请。巴金先生写在最后的《随想录》，直面自己灵魂曾经的扭曲，用真实给那段空白留下些历史经过的痕迹。写或者不写，这些前辈先生唯守一个“真”字。索尔仁尼琴写下《古拉格群岛》、《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等作品，他用一部部纪实著作像世界揭示并保存了极“左”暴政的统治真相，这是他的“回忆录”，他用尽力量嘶吼着“古拉格群岛过去存在过，这群岛今天依然存在，这群岛今后还要存在！”正是种种如此这般的追求真理的执念和但当，使俄罗斯民族的自救成为可能，使人类的尊严与生命得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