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资引进的内生驱动机制
第三次科技革命蔓延是二战后全球贸易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驱动因素，一些落后国家通过吸收发达国家的外商投资，帮助本国建设现代化工厂，进口成熟工业设备，引入先进生产管理体系和加工经验，培育本国工业快速起步。这一过程反映了外资引进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初期驱动效应。
随着技术落后国家建立了一定工业基础，加快培育自主技术创新能力，模仿外资企业的生产经验和管理模式，促进人力资本流动的溢出效应，通过知识学习和创新模仿，本国企业和外资企业形成了竞争发展关系。这对本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较为复杂的影响，一方面可能促进本国技术升级和经济内生增长，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发展经验证实。另一方面，一些落后国家虽然通过吸收外资实现了快速发展，但在技术竞争过程中，外资企业引入会抑制本国自主创新，Aitken和Harrison认为这会扩大国家间的技术水平差异。Kokko的研究对这一问题的解释较为合理，外资引进并非在任何国家都会驱动技术创新，必须能够有效激励资本吸收国的主动模仿和研发学习，才能释放内生驱动红利。
早期研究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认为外资引进加快了国内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国内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但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王恕立等以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外资引进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外资引进对国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一定的抑制效应。而鲁钊阳、廖杉杉的研究认为，外资引进不但没有提升国内创新水平，反而抑制了区域技术进步，这一结果验证了外资引进的竞争抑制效应。
（二）对外投资的内生驱动机制
世界经济格局变化过程中，一些原本产业技术并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逐渐建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和技术积累，由原来的资本吸收国，逐渐向资本输出国转变，一方面通过对外投资加速对外扩张，争夺分享全球市场份额，另一方面通过投资发达国家，获取先进技术，吸收创新能力，反过来提高了本国产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了逆向内生转化，这与外资引进的技术顺差导入相比，呈现出不同的内生驱动逻辑。
Chang等采用跨国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对外投资帮助本国企业认识到和发达国家地区的技术差距，带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从而促进资本输出国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20世纪中叶，日本、韩国等亚洲新兴的国家的跨境投资从外资引进逐渐转向对外投资，Yamawaki的相关研究揭示日本企业借助向美国的对外投资，强化了自身知识吸收和技术创新能力，帮助日本在高端制造、半导体、电子信息等产业建立了自己的技术优势。Hiratsuka认为这有助于日本摆脱雁型模式的局限，提升了日本经济发展的技术动力。但Bitzer和Kerekes对 OECD 国家的相关研究发现，加拿大、芬兰、德国、西班牙、丹麦等国的对外投资对本国生产效率产生了不利影响，可能的原因是这些国家本身技术水平较高，对外投资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的生产链延伸。
中国对外投资存在两个不同层面，反映了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建设的角色转变。早期中国企业具备了一定的外向扩张能力后，为了获取国外资源，对外投资主要走向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王英和刘思峰以中国1985-2005年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对外投资并未释放显著的内生驱动效应。伴随着改革开放，一些中国企业通过投资发达国家和地区，寻求外部技术势差，弥补自身技术短板，逆向提升研发创新能力，释放了积极的内生驱动效应，孔群喜等通过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慕绣如等分析中国工业企业对外投资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发现，行业异质性是影响对外投资内生驱动重要因素。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对外投资的内生驱动效应受到区域知识吸收能力和研发水平差异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呈现出差异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