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盗》是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的第一个剧本《强盗》，1782年1月13日在曼海姆剧院首次公演，引发了强烈的反响。据当时一位目击者叙述：“整个剧院就像一座疯人院。大家眼睛转动，拳头握紧，听众席上发出沙哑的喊声，陌生人抽泣着互相拥抱……。观众普遍地感情激动，一片混乱，就在这混乱的迷雾之中，一个新的作品脱颖而出。”1
《强盗》的题材来源是斯瓦本作家克里斯蒂安•舒巴特（1739-1791）的短篇小说《关于人心的故事》（1766），舒巴特曾被符腾堡公爵不加审讯地监禁了十年，他的作品揭露、控诉封建剥削制度，对青年席勒产生了很大影响。这部短篇小说写的是两个贵族兄弟的故事，庸庸碌碌的弟弟威廉设计陷害才华横溢、思想高尚的哥哥卡尔，挑拨父亲与哥哥的关系，导致卡尔落魄成了一个伐木工人。之后，威廉又雇匪徒谋杀父亲，却被卡尔救下。真相大白之后，卡尔回到了父亲身边，他饶恕了威廉，威廉则幡然悔悟。席勒改变了小说的喜剧结局，也深化了主题，把一部仅仅反映贵族家庭内部矛盾的小说，改编成了一出反映阶级矛盾、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戏剧《强盗》。德国文学批评家弗朗茨•梅林称赞《强盗》是席勒“最具天才的一部作品”2，而且是“德国戏剧的不朽财富”3，席勒也被称为“德国的莎士比亚”4。
《强盗》传到法国，在巴黎上演，受到了热烈欢迎。不过，法国人修改了席勒剧本的结局：坏人受到了惩罚，强盗们身上彰显了人类的优秀品质。罗伯特（卡尔•摩尔的法国改称）对自己的同伙说：“你们是强盗，但你们是光荣的人，他们对你们说的是绞架和车裂，而你们应得的是桂冠。”5法国版的这一改编，革命立场鲜明。法国大革命后，席勒被授予“法兰西荣誉公民”的称号。
至于李健吾为何会选择席勒的《强盗》进行改编，他在发表于1980年2月《戏剧论丛》上的一篇题为《“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文章中提到“年轻时读席勒的剧作，我感到慷慨激昂，不克自制。《强盗》的抗争精神一直在我心头徘徊，终于把它改编为《山河怨》。”6其实，在席勒的戏剧里，李健吾最喜欢的是《威廉•泰尔》（1804年），此剧写的是14世纪的瑞士民族英雄威廉•泰尔带领人民反抗奥地利统治的故事，对抗战时期的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教育意义，李健吾也曾想把它改编过来，却因剧中射苹果的场面难以安排，又很自谦地认为想象力和笔力都不够格，便作罢了，最终只改编了《强盗》。“抗战胜利，李健吾欣喜若狂，一度误认为国民党会改邪归正。可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很快打破了他的善良意愿。他带着强烈的愤懑，把耳闻目睹的国统区的社会疾苦移植进改编剧本《山河怨》和《和平颂》”7，《山河怨》于1946年发表在《文艺复兴》二卷四——五期。洪深（1894-1955）曾在1947年1月1日的《申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话剧的倒退两步与迈进三步》的文章，提到1946年至1947年“这一年以来，剧本创作，竟可以说绝无仅有，……有两个新作品《山河怨》与《和平颂》，都是李健吾先生近作，但尚未见全豹。”另据1947年《海天》报刊（新1）期有一篇题为《石挥演“山河怨”以廉價賣噱頭》的消息，内容写的是著名的话剧演员、当时上海的话剧皇帝石挥（1915-1957）在演完《捉鬼传》后，预备排演李健吾的《山河怨》；1947年《世界月刊（上海1946）》第1卷第6期的一篇文章《戏剧消息》中有提到上海剧艺社于《裙带风》上演后，本拟上演周彦之的新作《镜花缘》，却因内容与当时现实距离太远；后于伶计划上演李健吾的新作《山河怨》，由佐临导演；第三套计划便是：如若《山河怨》也不成，便将再次重演陈白尘的《升官图》。从上海剧艺社的上演剧目表来看，《山河怨》并未在列。至此，可以判断《山河怨》并未上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