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智慧养老政策作为应对老龄化风险、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和提升老年福利的重要服务支撑，与现实需求和人口变动规律紧密结合，充分体现了一种制度理性。但在大数据智慧养老政策推行和具体实践中，受主体间非理性互动、环境要素变化以及执行路径依赖等因素的影响，大数据智慧养老服务发展的机制性障碍凸显。机制设计不完善、服务功能整合错位等造成大数据智慧养老服务供给——需求、结构——功能的契合度均不强，表现为供给质量和效率不高、有效需求不足、结构及功能适应性不强、养老服务对象的接收能力难以匹配等失衡困境。
1系统性的政策指导网络缺失
快速老龄化背景下，大数据智慧养老的相关政策一直在快速推进，但是与大数据智慧养老相关的技术、产品和政策影响在横向支持和纵向推进方面上都无经验可循，尚未形成有序的政策联动以及政策支持网络。政策横向撬动力弱影响均衡分布，政策纵向适应性差影响体系稳健。短期内养老服务供应商可以利用政策红利来实现盈亏平衡，但是长期发展无法借助养老政策有效撬动需求。服务供给方如何提供良好的服务，通过客户良好的购物体验，借助政策支持有效撬动需求，目前都未能有效实现。大数据智慧养老政策覆盖的区域存在资源性差异，这种资源性差异具有一定的传导性作用，进而延伸到技术及理念层面。“理念优于制度，制度重于技术”，大数据智慧养老政策资源配置的差异，导致部分区政策已经得到了深入发展，而更多区域的政策还未落地。这容易造成各个区从一开始就出现大数据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发展不均衡、养老服务资源碎片化的矛盾，进而演化成大数据智慧化产品和技术的适配性难题。在比较发达的区域，大数据智慧化的产品和技术就易于推广，能较好促进养老服务体系发展；而在欠发达的区域，政策无法有效落地，大数据智慧化的技术和产品难以推广发展，大数据智慧养老政策横向支持不充分，政策的撬动效果不明显。大数据智慧养老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政策文件较少且不完善。从政策发展的历程来看，并无经验可以借鉴。大数据智慧养老政策的配套政策不完善，因为是新兴产业业态与传统刚需的结合，如同“摸着石头过河”一般，具体实施仍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在养老政策领域，这一逻辑体现为：国家先通过低政策效力的政策文件，例如（意见、通知、通报、通告、决定）多采取试点的形式小范围进行政策实验，通过试点结果和不同区域的差异进而总结试点经验的得失，最终将成功可广泛适配的经验提升至法律法规层面。
养老政策的效力等级越大，则政策数量越少，从低端的低效力多数量到顶端的高效力低数量可以形象的看成一个金字塔结构[6]。目前来看，《大数据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等有限的文件多为语言性描述及建设性意见，在真正落地指导当地的智慧养老服务实践时还需要因地制宜，思考区别和自己的特色。大数据智慧养老服务政策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应该系统地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而目前我国的政策仍较为关注政策制定、问题解决和实施效果，未来更应关注面向政策的决策者、受众，环境及其相互之间作用。
2大数据智慧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滞后
目前大数据智慧养老发展面对主要的现实问题是统一的养老服务信息化标准缺失，理论界大数据智慧养老服务质量评价相关研究仍是较多的对国外指标进行分析和借鉴，并没有解决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且思考的维度多为医护方向，较为单一；实务界也迫切需要有一套可以在中国老年群体多、地域差异大的情况下，突出特色同时又可复制的服务质量评价的标准化体系，解决养老服务中的服务质量评价方法问题和服务质量保障问题。当前我国的大数据智慧养老产业仍在起步阶段，物联网、信息安全等相关技术对于智慧养老服务来说还有点像难以落地的空中楼阁。在智能终端上的体现尤为明显，高级的终端服务费用昂贵，养老企业难以负担，而养老服务市场中的大多数终端检测存在误差，没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使用方式复杂体用感受差，同时也面临信息安全方面的巨大挑战；经验的总结和分享缺少规范化，没有好的信息传播渠道和探讨平台，这些都制约了养老服务信息化产业的发展。受地区自身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的影响，区域内居住的老年人在享受信息化的养老服务资源上存在数量或种类上的差异。大数据智慧养老信息化养老服务资源地区分布不均、优质大数据智慧养老项目受益覆盖面过窄。大数据智慧养老发展面临的养老服务信息标准化中涉及的安全问题同样影响老年人人对大数据智慧养老服务的接受度。由于大数据智慧养老产业链涉及的服务企业、社会组织庞杂，必须在服务链企业和机构之间传递老年人的基本信息、医疗状况、家庭情况、地理位置等关键信息，任何环节的保密不严格都可能带来安全隐患，再加上老年人群体是更容易受到各类不法分子侵害的人群，两个方面的效应叠加使得大数据智慧养老服务的信息安全问题较其他产业领域更为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