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莫斯科神话谱系发展，将莫斯科描述成上帝之城或永恒之城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发生改变。与彼得堡文本相比，莫斯科文本的末世论基调并不强烈，作为超文本系统被提出是由于“莫斯科缺乏这种文本生成基础，却形成了赋有创造性的末世神话”（13），城市的巴比伦化恰好使得莫斯科文本印上了末世论的神话印记。
莫斯科——“第二巴比伦”体现在对莫斯科作为俄罗斯东正教中心地位的破坏与消解。如果说“莫斯科——第三罗马”的城市思想直接反映在城市的起源和建筑外观之上，与之类似，莫斯科的巴比伦化最初在对城市空间的改建中得以体现，尤其是对东正教教堂的破坏与亵渎。革命爆发后，传统东正教生活仿佛“基捷日城”一样，只能在偏远的、小的外省城市或偏僻的村庄中得以维系，东正教生活被迫以地下形式存在，在俄罗斯民族发展历史中莫斯科首次从东正教中心向对宗教信仰和生活进行压制的方向转变，教堂和修道院的大规模拆毁，幸存的修道院改建成为少年犯的监狱，教堂改建为仓库或维修店。流亡初期，作家并没有围绕居住国的现实生活进行文学创作，而是对革命后的莫斯科命运给予了热切关注。
《屈辱中的莫斯科》是一篇描写革命后莫斯科城市空间变化的哲理抒情随笔，什梅廖夫记忆中的基督救世主大教堂以及克里姆林宫已经丧失宁静庄严的往日面貌：“我记得莫斯科突然变成了另外的样子——爆炸的烟雾和炮火笼罩在教堂的圆顶之上，黑夜中克里姆林宫的雄鹰闪烁着光芒，十字架和塔楼发出闪光。十字架被视为火焰。”（14）对城市建筑的破坏被视为背离了耶和华的行为使莫斯科从上帝之城向巴比伦化转变。莫斯科的巴比伦特征不仅通过文本的叙述而且更主要的是通过城市空间的剪裁与场景的戏剧化得以体现，莫斯科化身为由一个个蜿蜒的街道和小巷组成的城市：“我记得属于自己的莫斯科南岸市区——秋日夜晚的漆黑，空旷的街道，死胡同和小巷的深处。躲在阴影的角落里。看不见人的脸——只有影子。”（15）细读文本可以发现，叙述者在为莫斯科的城市命运感到担忧之际穿插着大量碎片化的城市景观描述以及回忆片段，并且与异国所经历的现实场景不断交织构成了一种动态的写作过程。这种片断性的动态画面恰如其分地体现出在政权不断更迭的情况下，什梅廖夫惊慌之时对莫斯科的感受，城市由许多昏暗的场景和被破坏摧毁的空间组成：“我记得屈辱中的莫斯科——放荡不羁的嘈杂，闪闪发光的红色碎布……酒醉的莫斯科河……金色的，镜像的教堂，在酒醉的河水中乱窜……我看到被破坏的克里姆林宫，破碎的教堂圆顶反射到墙上闪烁着光。我看到倒塌的塔楼，救世主塔楼的钟楼已经不再响起。”（16）作者对亵渎圣物的行为进行了谴责，回忆起纯洁、神圣的莫斯科半自愿地向敌人投降，并没有像“基捷日城”那样永不屈服：“纯净的基捷日隐藏在令人喜悦的清晨中。莫斯科则无处可去，顺从地平躺并腐烂。但是斯维尔特洛雅尔的奇迹并没有出现，为什么她没有在大火中被烧毁，而是存活下来，像奴隶一样被嘲笑？” （17）莫斯科的悲剧在于，接连不断的社会革命被描写成为敌人对这座城市的大肆掠夺：“我记得莫斯科的另一种面貌，因疏忽大意被无力量的政府占领了；孤独的英雄们，赤手空拳地战斗。” （18）在随笔《祖国的灵魂》中什梅廖夫进一步阐释了革命对城市建筑带来的负面影响：“年轻的她，等待着自己的新郎，在远处，四处寻找，等待……并没有等到自己的城市，她就冲向了地狱……她便猛冲了过去！” （19）具有历史哲学性的隐喻建立在莫斯科社会主义改造的事实之上，也就是伊韦尔斯基圣母教堂被破坏的具体事件：“美丽的伊兹韦尔格教堂,她离开了莫斯科，神圣的，如果人们挖出眼睛，取而代之的是恶魔的眼睛，在这个被玷污的地方还剩下什么。”（20）对于流亡作家而言，社会革命所引发的恐怖、城市饥荒和革命暴力等一系列行为对城市本身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与危害，金顶的莫斯科、白石之城都成为了域外俄罗斯人心中一去不复返的梦，他们为俄罗斯古老文化的衰败感到痛心与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