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武汉“污名化”是民意焦虑在一定社会问题下的应激反应。
在具有不可确定性的流行性疾病出现时，出于恐慌与自我保护的社会心理，对疾病进行污名是一种常态群体应激反应。为获得区别对待甚至歧视他人合理、科学与文明的符号资本，它“以病为名”对个体或族群进行标签化、符号化。在流行性传染病发生时，污名与歧视往往接踵而至。
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大众面临疫情发展形势、社会治理状况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对信息公开和新闻供给提出愈发强烈的需求。但信息流动的速度、准确度、达到率都难以满足处于焦虑情绪下的民众所需。处于指向性和动态性信息需求环境下的民众，在接收到不确定性信息后放大了对危机程度的判断。尤其是疫情初期，信息的不充分性极大地激发影响了民众的无助感和危机感进而引发情绪焦虑和恐慌。随着不明原因所引发大面积的疫情爆发，社交媒体高饱和度的传播、确诊数字的上升、舆论导向存在欺上瞒下问题、领导干部知情不报问题、民众对于疫情严峻和复杂艰巨的认同等，在信息过载的情形下，又加剧了民众焦虑的社会情绪。民众在信息不足和信息过载的情境下都极易产生错失焦虑，即个体对于错过其他个体经历或社会现状可能获得的获取感和自我效能感的一种担心、紧张的心理状态。身处疫情中的民众，对于归属需求及信息交流的迫切更加重了错失焦虑。在焦虑情绪下，民众利用自己已获得的有限的信息，在没有进行理性判断的情况下，建立自己对于新冠肺炎疫情认知的简易模型，对于疫情爆发地武汉和武汉人，进行“标签化”。作为大脑认知事物的正常策略，这虽然帮助了民众简化了认知世界的复杂过程，但是也增加了产生刻板印象和歧视的风险。在焦虑情绪主导下，极容易将负面事件（新冠肺炎疫情）与特定群体（武汉人）联系到一起，不善于调节和分辨个人情绪，将对病毒疫情事实的焦虑顺着从负面事件到特定群体这个链条，无意识地、盲目地扣在武汉人这个受害群体之上。因此，在此次疫情中，流言成为了民众依赖的一大信源，焦虑成为了流言传播的丰厚土壤。流言进一步引发社会想象，在误解性民众焦虑心理的“负面推定”下与焦虑情绪下，具有“扭曲”心态和“恶念”社会心理的攻击性民众的引导和流言传播下，演化为对于武汉的“污名化”。疫情中的民众处于流言的浪潮之中，却也是流言的制造者、推动者和消费者。民意焦虑的过度反应形成了舆论中对于武汉和武汉人的攻击性流言，即武汉“污名化”。
这对提高社会治理的成熟度、合理调节社会情绪的方式与涵养社会理性的路径都提出了新的考验。
（二）武汉“污名化”引发社会想象进而造成民意焦虑的“二次伤害”。
1. 武汉“污名化”给武汉人或武汉返乡者等族群造成被歧视风险，当该类族群进入新地域使，造成地域本土民众焦虑。
在公共卫生事件中，“污名”是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黄祸”论及将疾病以地点命名的污名疾病的事例在人类历史上层出不穷。用疾病首次被发现的地点，即最先出现“零号病人”的地点来命名，似乎是一个被全世界默许的常见传统。例如，西尼罗河病毒最早是1937年在西尼罗河地区的乌干达被发现的；莱姆病是1975年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旧莱姆镇发现的；最近第11轮爆发的埃博拉病毒，在其命名时考虑到了污名化的问题，绕过村庄名称但是依然以当地河流名称命名；以及1957年的 “亚洲流感”（H2N2亚型）和“贵州流感”等；不过1918年爆发的非源于西班牙的流感依然被命名为西班牙流感。《经济学家》在1月30日发表《武汉病毒是否会成为流行病？》报道，报道中即展现了在此次新冠肺炎中对于武汉的污名。虽然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已被世卫组织宣布命名为“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但是“武汉肺炎”、“武汉病毒”这类歧视性词汇仍然会出现在媒体甚至国际舞台上。此种将疾病以地点命名的“污名”疾病的常见手段给地区及本土族群造成了极大的被歧视的风险。由此带来的针对地域的歧视性事件频频发生。武汉“污名化”将武汉人与新冠病毒肺炎永远捆绑在了一起。
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充满了共同性传染病疫情的传播。每当疾病传播的危险显示出逼近的趋势时，“仇外”的思维与现象就会疯狂蔓延。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传染性疾病的显著度越高，人们越容易对其他地域的人出现非积极的态度，尤其是当这种传染性疾病显示出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蔓延的时候。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并最终将人类带入了大流行病时代。当人们感到疾病会长时间存在并且存在有自身被传染可能性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产生仇外的社会心理和寻求群体归属感的焦虑社会情绪。此时族群倾向于与本土族群组织产生同一战线的关系联结，并努力维护自身与本土族群组织的关系。形成依存型自我构建，注重联结与本土其他个体的关系，追求群体归属感。在寻求归属管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紧张焦虑情绪。因此就有更高的精神集中度和更高的关系需求，以致焦虑情绪的发生。当族群中有小部分人传播“武汉肺炎”等对于武汉“污名化”的说法和流言，就会产生一个抱团取暖的舆论倾向性趋势。同理的是，在非典时期，广东和北京来的人都会受到另眼相待。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即使很多武汉返乡者在接受医学隔离和观察后，仍然受到个人信息被泄露、遭受网络霸凌等伤害。很多个体把与武汉相关的事物作为了焦虑情绪宣泄和观点表达的导火索，并且此类族群的观点往往比客观中立的观点更吸引普通民众的注意。普通民众为寻求归属感，往往会表现出统一战线的舆论偏向，盲目听从和传播。而在疫情期间，舆论表达往往容易呈现出情绪过剩事实稀缺的特征，并且迅速于媒介素养不佳的民众中传播散布，引起民众焦虑的二次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