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依恋理论中的“内部活动模型”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现象让在英国从事儿童精神科康复工作和研究的约翰·鲍尔比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为什么儿童在跟他的母亲分离时会有如此强烈的反抗和焦虑？在综合了生态学、控制论、信息加工、发展心理学、认知心理学以及精神分析等多学科概念的基础上，鲍尔比创建了依恋理论的基本框架，提出依恋是一种持久的情感联结，这种联结是倾向于寻求和维持与某个特定的对象的亲近关系，特别是在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为了在一个“进化的适应性环境”中求得生存，生来就具有一种向最初的照顾者寻求和保持亲近的倾向，拥有一种能够促进与照顾者保持亲密的行为系统。因此依恋行为是一种适应环境的本能的社会行为，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成的。依恋行为的生物学功能是使婴儿通过与照顾者的亲密接触而在危险的环境中得到保护，从而提高婴儿生存的机会。
依恋可以通过依恋行为表现出来，但个体的依恋行为并不是时时刻刻发生的，鲍尔比提出依恋系统是一种“目标校正的”、动态的“内在平衡系统”。当这种依恋行为模式得到健康发展时，就会产生一种安全的情感联结。他进一步提出婴儿正是在与照顾者交往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一种表征模型，并借用认知心理学的术语，称之为“内部活动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s）。这个活动模型包括两个部分：对自身的活动模型（自我模型） 和对外部环境的活动模型（他人模型）。根据依恋理论，个体构建出的活动模型，可以帮助他感知事件,预测未来和制定计划。其中他人模型包括一些有关谁是依恋对象,以及依恋对象的情感效用性和反应性的信息，其核心特征就是“关于他的依恋对象是谁,在什么地方能够发现这些依恋对象,以及对他/她们的反应有怎样的期待”。而自我模型则包括有关自己能够从依恋对象那儿获得支持的能力，以及自己的要求能不能使他人，尤其是依恋对象做出支持性反应的能力等信息。其核心特征是“在依恋对象的眼中,他/她自己是如何被接受或不被接受的”。
这种内部活动模型，尽管形成于婴儿阶段，却是“从摇篮到坟墓”、贯穿个体毕生发展的一个过程，并且逐渐被整合到人格结构中去，并影响个体的行为。随着儿童的成长，这些内部活动模型不仅仅只取决于过去的经历，在目前的人际关系中也能相互起作用。因此，活动模型可以在人的一生中进行修正。尽管如此，许多研究表明内部活动模型并不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而是处于一种动态的稳定状态。
（二）大卫的“自我模型”
从大卫的成长经历中，我们大致可以分析他的自我模型，以及这种模型对他的绘画的影响。雅克·路易·大卫于1748年出生在巴黎一个富裕的五金商家庭。但九岁那年父亲死于一场决斗，于是母亲将他托付给两个家境富裕的舅舅----比萨与雅各，因此舅舅们成为他的法定监护人，这导致他仍然有良好的条件接受完整的教育。大卫似乎从来就不是一名好学生，也不是天才，且个性沉默寡言，喜欢思考，不太合群，缺少典雅，使人感到少年老成。尤其是因为在一次击剑事故中，造成脸颊受伤，留下疤痕，成为良性肿瘤，被人嘲笑为“肥颊大卫”，导致吃饭和说话都受到严重影响，有时会结结巴巴地嘟哝，这些缺陷使得大卫在社会活动中深受影响，要知道在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幽默和当众演讲的才能是吸引民众的必杀技。
由于母亲的家族一向与建筑艺术有关, 大卫的母亲一直希望他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建筑师。但大卫对绘画情有独钟,说服了舅舅们让他去学画画,他们带他去见当时的名画家布歇。但布歇发现大卫的气质与自己的洛可可风格并不一致，就介绍他到皇家美术院教授维恩门下。即使是做他最感兴趣的绘画工作，大卫刚开始也并不顺利。23岁时他第一次参加罗马奖考试，考题是智慧女神雅典娜与战神马尔斯的战斗，艺术风格基本上是模仿洛可可风格，但是人物形象情绪激烈、步伐沉重，因此画面很不协调而落选，此后又经历两次失败，直到27岁大卫才获得罗马奖,得以赴意大利留学。
成名前的这些种种挫折，使得大卫的自我模型以负性的评价为主，这些经历让大卫形成了强烈的艺术敏感性，也造就了他反复无常的性格、变化无常的情绪、狂热的威权主义、强烈的独立精神，直接影响了之后的艺术和社会活动生涯。大卫的这种负性自我评价在他的画作中也有所体现。心理学家在分析油画的笔触时，常常会认为画面的大小以及主体物的面积的大小和作画者的自我评价有关，如果主体物非常大, 有可能是一种攻击性倾向；有可能因内心的无力感而表现出的外在的防御机制；表现出情绪化、躁动的倾向。如果主体物非常小，则表现出对自我评价较低，或者是表现出拘谨、胆怯和害羞的倾向，或者是可能缺乏安全感、情绪低落，或者是表现出绘画者可能有退缩的倾向。《马拉之死》中的主体人物马拉，只是在左下角占有较小的一部分，而上半部分的黑色占去了大片面积，且笔触松散凌乱，可能是一面墙也可能只是个含糊不明的空间，它代表着“永恒的虚无”，也可能反映着作者内心的焦虑与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