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代”
大卫生长在一个腥风血雨的时代，《马拉之死》完成于1793年，正是铁血峥嵘的法国大革命岁月，彼时大卫正是一名狂热的革命者。
有关法国大革命中的暴力问题，历来有不同的解读。在大革命的反对者眼中,“恐怖时代”是大革命的必然产物，法国大革命从起初就完完全全是恐怖的，他们认为民主会必然带来暴力与恐怖。革命继承者则认为“恐怖时代”只是外部情境的产物,与大革命的原则无关。声称是为了防御敌人的攻击,他们被迫诉诸“恐怖”。也有学者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地位出发,认为“恐怖”可以归因于雅各宾主义,同时包括意识形态与战斗的组织。雅各宾主义重组社会的计划非常激进，即为了付诸实施,暴力与恐怖在所难免。恐怖主义的暴力从1789年开始出现,作为一种诉求付诸实施,但局限于一定地域和范围, 从治安委员会的命令以及打击大革命敌人的斗争中得到合法性；直到1791年,才作为一项政策,上升到国家的高度。而从1793年开始,这种暴力以权力体系的面孔出现,开始进行系统性的实施。
事实上，以马拉为首的激进的雅各宾派曾想对于国民的道德进行手术，杀死所有者，转移他们的财富，改变风俗习惯与信仰。马拉关于建立“革命专政”的思想贯彻始终，他主张“必须通过暴力来建立自由”，鼓动民众“只有暴力能使自由获胜与保证公共安全”。民众必须“砍下贵族的拇指与割掉教士的舌头”，并坚定地反对“温和主义”。马拉对民众发出呼吁：“人民呀，你们必须砍掉27万个脑袋！”因而，马拉在赢得“人民之友”称号同时，还有“嗜血者”“恐怖教士”的贬称。据统计，在整个恐怖时期，大约有30万到50万人被当作嫌疑犯投入监狱。
同属雅各宾派的大卫也积极投身于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在其领导下，二十位皇家艺术学院的会员宣布艺术学院与政治无关，皇家艺术学院只是教授绘画与颁发绘画奖章的地方；1790年，一群激进分子进一步要求废除学院，代之以更自由、更普及的“公共艺术会”；1791年大卫在请愿皇帝退位的文件上签字表示同意；1792年他被入选为国民公会教育委员会和艺术委员会委员；1793年1月他投票赞成将皇帝处死；此后，他还担任过雅各宾派公安委员会中几个重要职位。
（二）恐惧管理
心理学家认为与其他动物一样，人类也有一种求生怕死的本能，但只有人类，才能意识到自己时刻面临着死亡威胁，并且“必死无疑”，这一宿命蕴含着可怕的无意义和彻底的虚无，因此在潜意识层面，死亡极端令人恐惧。而死亡恐惧是人类动机的核心源泉。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TMT）假设，在人类进化史上死亡恐惧为人类发展提出了新的适应性问题。死亡恐惧会摧毁个体正常的心理功能，只有那些成功管理恐惧并获得心理平衡的个体，才能生成并繁衍下来。为了“管理”这种死亡恐惧，人类在漫长的进化中发展出了世界观与自尊来缓冲死亡焦虑。个体的世界观和自尊是社会的产物，它需要社会群体中其他人的确信与维系，所以个体的许多行为都指向对世界观和自尊的维护。
对世界观的坚守和自尊追求，是人类的两个基本的恐惧管理机制。但后来研究者也发现，亲密关系也是自然与性选择的结果, 具有生存与繁衍价值, 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能提高后代生存的几率。更为重要的是，亲密关系还是自尊与世界观获得的最初与主要来源。因此，亲密关系不仅可以缓解死亡忧虑, 而且是首选方式。自尊追求与世界观防御, 只是亲密关系资源丧失后的替代选择。
动荡时代下，无疑加深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人们会通过坚守世界观、寻求自尊以及激活亲密关系的方式来应对恐惧。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是紧密团结在所属的团体中。随着个体社会性的发展, 其所属的社会团体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对团体在情感和认知上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的思想、感受和社会行为。个体对其所属团体也能发展出一种心理表征，产生团体依恋。这种依恋关系与儿童对抚养者的依恋、成人对重要他人的依恋一样，都为个体的生存和幸福感提供有力的保障。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成年人对于团体的亲近和依赖，与儿童对抚养者的亲密关系对于生存而言，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且团体归属感和关系需求（包括与重要他人和团体的关系）是人类基本心理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