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情节的影像化再现是文学名著电影改编的重要方面。影片《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在在呈现原著基本情节的同时，对多处情节进行了易变，譬如在人物关系方面，将原著中斯特普尔顿与其妻子变为父女关系；在人物细节方面，虚构了亨利•巴斯克维尔与其叔叔一样也患有家族遗传的心脏病。然而与上述改编之处相比，影片主创者更注重通过原著情节的局部重构来在原著的基础上设置多重悬念，强化原著本已有之的悬疑曲折性。小说《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的核心悬念在于困扰巴斯克维尔家族的“魔犬杀人”传说是真实存在，还是人为制造？若为后者，那么幕后元凶又是何人？而影片《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一方面以原著情节作为影片的情节主体，以凶手身份之谜作为贯穿始终的核心悬念，另一方面又通过情节的改易来增强核心悬念的戏剧性效果或在其基础上设置其它悬念，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凶手身份悬念的着意强化。小说《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作为《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优秀篇章，其所开创的凶手利用传说、童谣或谚语来为其实施犯罪制造烟幕的叙事构思以及杀人害命、谋夺家产的情节模式都成为后世侦探小说效法和模仿的典范。这部“古典派”侦探小说的代表作将情节悬念和恐怖氛围相互杂糅，遗世独立的庄园宅邸，古宅内部的阴郁气息，荒凉萧索、沼泽暗布的原野都在神秘之中透露出一种莫名的恐惧感，而在漆黑孤寂的夜晚回荡于荒原的犬吠声更是在不祥传说弥漫于此的特殊氛围里令人顿生一种身处梦魇、又无可摆脱的不寒而栗之感。与这些令读者始终处于惴惴不安的潜在恐怖元素相比，作为小说核心悬念的凶手身份之谜随着情节的发展似乎并不难猜测。对此，英国侦探小说家、评论家朱利安•西蒙斯在论及《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不足时曾指出：
不足也是存在的，因为结构随意或自相矛盾导致了不足。结构的缺点在长篇小说中最为明显。只有《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条理分明的长篇小说，即便如此，这个问题仍旧没有得到解决，凶手的身份在三分之二处便昭然若揭。
朱利安•西蒙斯有关《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悬念设置上存在着“白璧之瑕”的认识确为切綮之论。作为侦探小说发轫期的筚路蓝缕之作，该作品将悬念的设计与恐怖氛围的营造巧妙穿插，这无疑有助于增强作品整体的可读性，令其在总体上呈现出奇诡怪谲、阴森幽魅的基调。然而，对于电影改编而言，仅以单纯的凶手身份之谜来统摄情节的演进，不仅会使影片的戏剧性悬念略显单调，而且很有可能令观众轻而易举地识破凶手，由此既使得影片的叙事发展缺乏足够的戏剧张力和推动力，也难免令观众因悬念设置的单一化而失去对影片叙事因果戏剧矛盾的充分心理关切，从而导致情节构思乃至影片整体的失败。由美国导演西德尼•兰菲尔德(Sidney Lanfield)于1939年导演的影片《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就在原著情节呈现方面相对过早地揭示了幕后凶手的身份，以致该片情节为观众所诟病。故而，特伦斯•费希在1959年拍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时就注意围绕凶手身份来适当强化原著的情节悬念。为此，他对作为幕后元凶的斯特普尔顿进行了特殊的艺术重塑：一方面在这一人物出场时突出了生活拮据、饱经风霜的他在坚毅隐忍的面庞衬托下所具有的少言寡语、颇有城府的独特形象，而一改其在小说中精明客套而又略显油腔滑调的原有外在特征；另一方面，该片还特意设计了初到庄园、孤身外出的华生在深陷沼泽的千钧一发之际为斯特普尔顿所救的情节桥段。这种从外表到行动的特殊表现都令凶手斯特普尔顿更似一个表面不苟言笑，实则内心热忱的善良者形象，从而通过外在形象的殊异性、差别化处理打破脸谱化、程式化的人物塑造窠臼，进而在整体上淡化了其作为反面人物的形象特质。
与斯特普尔顿的形象重塑相映成趣的是，影片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正面人物莫蒂默医生的形象。在小说中，莫蒂默医生作为查尔斯爵士的私人医生与好友，不仅力请福尔摩斯来保护作为家族遗产继承人的亨利爵士，而且自始至终都十分配合福尔摩斯和华生的调查行动，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年轻人。影片《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在表现这一人物形象时，依旧展现了他邀请福尔摩斯来保护亨利爵士以及此后跟随福尔摩斯、华生进行调查工作等行为活动，但与此同时又羼入了他多次提及、刻意渲染“魔犬”传说，他与亨利爵士发生争执后拂袖而去，全然不顾爵士的安危和华生之前的再三嘱托等情节，尤其是在影片虚构的他与福尔摩斯、华生等人一同探访矿井、寻查真相的情节中，先是凸显了他抵触和反对福尔摩斯请他共赴矿井的情绪化表现，之后矿井煤车意外滑行令福尔摩斯几陷不测之境的情节更是加重了他的嫌疑色彩。可以说，这一正面人物已由原著中谦逊儒雅、富于朝气、乐于助人的青年医生变为了影片中傲慢激切、刚愎自用而又居心难测的中年医生。从整部影片来看，凶手斯特普尔顿不仅那些可能引人怀疑的外在负面特征被相对淡化，而且更被融入了正面人物时常具有的形象、行为元素，与之形成鲜明比照的是，并非真凶的莫蒂默其本来的正面色彩在被有意稀释的同时，还被安排了许多从表层行为逻辑上不利于破案的消极态度和可疑行止。可以说，影片主创者正是通过一种类似于“声东击西”、“欲擒故纵”的“误导”式手法呈现出人物善恶难辨、疑凶身份难定的叙事情境，观众更是由于影片的这种“故布疑阵”而在真凶的认定上来回转换、游移不定，甚至完全有可能落入到将莫蒂默视为凶手这一情节指向的假定预设中。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与之相关的情节悬念被极大地强化。而当影片结尾、谜底揭晓，昭示了斯特普尔顿的真实面目时，观众便深感这一悬念疑结的埋藏之深，并由衷地体味到影片情节虚实交错、峰回路转的悬疑化审美效果。
(二)局部细节虚构中的悬念营造。小说《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在开篇阶段主要叙述了莫蒂默医生邀请福尔摩斯保护亨利爵士以及福尔摩斯与爵士初次见面后，华生随爵士、莫蒂默回到庄园的经过。影片《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在开端阶段也同样再现了上述情节，并且还加入了亨利爵士险些被暗藏于自己靴子中的毒蜘蛛所伤的虚构情节，这段情节一方面强化了影片的惊险效果，另一方面则更多的是为了悬念的设计。此后，影片主创者进一步对这段“蜘蛛”情节进行铺衍生发，展现了作为巴斯克维尔庄园邻居的牧师曾于几天前意外丢失了一只相同品种的蜘蛛，而事发当日即有包括斯特普尔顿、莫蒂默等多人在主教家中做客的情节，从而令观众针对蜘蛛疑窦丛生：究竟是意外巧合，还是凶手欲置爵士于死地的毒计呢？盗走蜘蛛者是否就是当天做客之人呢？可以说，蜘蛛看似仅是影片中虚构的一个局部细节，蜘蛛险些伤人的情节似乎也只是影片为了强化戏剧性所设计的孤立情节，但通过影片结尾的情节交代，蜘蛛相关的情节实际上是影片主创者通过艺术虚构来使凶手身份悬念更显复杂化的特殊手段，蜘蛛出现背后潜藏的隐秘玄机不仅隐伏了情节悬念，而且也在丰富片中情节悬念线索的过程中，与关乎凶手身份的影片核心悬念并行不悖又最终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