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小说时常表现出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不仅人物众多，其社会阶层千差万别，而且相互之间还有着千丝万缕的潜在联系。作者也正是通过利用这种复杂的人物关系来设计情节、编织悬念。小说《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亦是如此，除了作为主人公的侦探福尔摩斯及其好友华生外，还有案件当事人亨利爵士、犯罪者斯特普尔顿及其妻子贝丽尔•加西亚，同时亦有医生莫蒂默、管家巴里莫尔及其妻子、弗兰克兰爵士及其女儿劳拉•莱昂斯等人物。影片《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在展现原著中的这一人物谱系时，对于男性人物诸如足智多谋的福尔摩斯，沉稳坚毅的华生、善良勇敢的亨利爵士、虚伪狡诈的斯泰普尔顿等均进行了基本忠于原著的形象再现，而对于女性人物贝丽尔却进行了别具意味的形象重塑。对于这种女性形象的重塑及其背后因由的考察也势必牵涉到原著中的贝丽尔形象乃至柯南•道尔小说中女性塑造的整体思维。丰富多姿的女性形象不仅在《福尔摩斯探案集》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更在一定程度上投射出作者本人对于女性塑造乃至女性社会现状的某些认识。
首先，小说展现了智慧女性的别样形象。《波西米亚丑闻》在这方面最具典型性。这篇小说表现了即将结婚的波西米亚国王委托福尔摩斯设法从自己曾经的情人艾琳•艾德勒手中索回二人的亲密性照片，福尔摩斯为此精心设计了“敲山震虎”的妙局，却不想被艾德勒识破，她最终离家而去，但留书承诺不会以照片来对国王实施要挟。正如英国传记作家罗素•米勒所说：“这是福尔摩斯系列中唯一一部福尔摩斯遭到挫败的故事。”[5]而艾德勒作为唯一一位“战胜”福尔摩斯的女性，其虽最初一度被赚入彀中，但却在侦知真相后金蝉脱壳、隐遁无形，她的分析能力、判断力及应变力可谓丝毫不逊于无往不胜的福尔摩斯。尽管这类智慧女性形象在《福尔摩斯探案集》中是凤毛麟角，但其却从侧面折射了柯南•道尔对于现实生活中普通女性智慧的认可与肯定，他所塑造的能与男性智者英雄分庭抗礼的睿智女性从某种侧面上也反映了他本人对于女性所持的平等文化视角。
其次，小说塑造了众多抗争命运的悲剧女性人物。《戴面纱的房客》中为了摆脱悲惨婚姻而设计杀死了屡次毒打她的恶夫，但自己也惨遭毁容的朗德尔夫人；《威斯特里亚寓所》中为了替夫报仇、替国除奸而甘冒风险、深入虎穴的伯内特小姐；《显贵的主顾》中因受情感欺骗与身体伤害而勇于反击，以告诫其他女子切勿重蹈其覆辙的温德小姐均属这类艺术典型。她们或是为了追求幸福的婚姻生活而敢于走上反抗之路，勇于和不幸的命运相搏击，或是为了国家公义而时刻准备自我牺牲，虽身陷敌手却不屈于强权，或是为了维护自我人格尊严，不惜以自己的柔弱身躯来对上层男性权贵进行反击。与之相比，《狡猾的诈骗犯》中击毙勒索惯犯的女性受害者、《驼背人》中的巴克利夫人、《魔鬼之足》中的布伦达•特雷根尼斯等女性人物虽没有朗德尔夫人、温德小姐那样富于典型性，但也同样透射出婚姻自主、反抗命运的形象特质。可以说，这些女性人物尽管经历了情感的挫折、婚姻的失败、生活的坎坷乃至社会的不公，但她们拒绝成为男性的附庸和工具，拒绝男权社会给她们安排的命运归宿，因此不仅没有哭天喊地或自怨自艾，反而采取不同的方式来与既定命运轨迹和男权社会秩序不懈抗争，即使付出巨大的代价也毫不馁怯。虽然经过抗争，她们中一些人获得了理想的生活，而一些人仍无法逃避悲剧结局，但无论怎样，她们所表现出的精神品质却是值得赞赏的。更为重要的是，《福尔摩斯探案集》中悲剧女性人物的鲜活塑造与多面呈现在丰富作品人物谱系、深化个体形象思想深度的同时，亦反映了柯南•道尔对于受到传统男权社会挤压而遭逢不幸的普通女性群体所给予的人道主义关怀，并投射出其所具有的一定的女性主义文化意识。
以此来审视小说《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中的贝丽尔，便可发现这一处于“配角”地位的女性人物亦承载着一定的社会文化意涵。名为斯特普尔顿之妹、实为其妻的贝丽尔虽受其夫指派去刻意接近亨利爵士，继而伺机通过“魔犬”置其死地，但她并未像其夫那样为了家产而丧心病狂，良知尚存的她一方面迫于丈夫的逼压而与亨利爵士发展所谓的爱情，另一方面又曾几次暗示爵士危险的存在。而当得知丈夫早已另有新欢后，“她那往日的柔顺突然变成了深深的仇恨”[6]，以致斯特普尔顿在准备对亨利爵士实施侵害前将她捆绑、虐打。尽管贝丽尔屈从于丈夫的淫威，参与其谋夺财产的犯罪活动，当婚姻背叛的事实残酷降临时，她也未采取真正意义上的反抗措施，但从其本人由情感愚昧到认清事实、由盲从式参与犯罪到拒绝继续充当丈夫的傀儡和工具、由忌惮丈夫的淫威到遭受凌虐后的不再屈从，作品以“草蛇灰线”的方式勾勒了她从依赖、畏惧男性夫权到渴望摆脱男性欺骗与压榨这一女性逐渐走向人格独立、行为自主的性格发展脉络，因此，贝丽尔实际上与《福尔摩斯探案集》中众多悲剧女性一样映射出作者对于普通女性的人性抚慰以及模糊的女性主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