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贾平凹的乡土创作历程，其笔下的传统乡贤书写主要分三类。一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这类人往往固执的遵守着乡村传统伦理道德，往往在群体之中具有约定俗成的认可度与威望，以传统道德为纲治理乡村。例如《秦腔》中的夏天智是传统文化强有力的守护者。他以“关学后人”的形象出现在小说中，殚精竭虑为秦腔的传承与振兴身体力行。二是现代文化的构建者，他们往往从城里来到农村，具有一定的现代意识，秉持法制观念着手参与乡村治理。《秦腔》中的夏君亭是现代文化的积极构建者，夏君亭以一个探索者的形象参与乡村的治理，他大刀阔斧的开办农贸市场，力求达到土地与市场的结合来促进经济发展。三则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徘徊的游移者，他们具有一定的现代意识，作家在前期费大量的笔墨对其乡贤形象进行阐释。但是传统观念的束缚下，他们并没有成为真正贤明的乡贤，读者往往感觉期待受挫。《极花》中的村长是典型的现代文化构建者，对他这一特质的刻画在与老老爷的关乎“神”的看法的对抗中体现的格外强烈，对抗中村长的胜利已然揭示了现代的行政手段逐渐代替传统观念中“神”的作用。但他又不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并非真正意义上贤德的乡贤。当他面对村内大龄男青年的婚姻问题时，所采取的措施竟是与人贩子共同勾结拐卖妇女，借机牟利甚至乱搞男女关系，几度助长了乡村不正之风。
比起这些“土生土长”的传统乡贤，带灯是一个“外来”的新乡贤。比起传统乡贤靠威望的“人治”，带灯更多是“法治”的代表。在传统乡村社会中，村内纠纷更多通过传统礼教和道德感化来处理。带灯所在的部门是综治办，主要解决上访问题，上访这一背景设定就是法治最鲜明的体现。带灯是从城市回归农村的，她有着城市经历所赋予她的现代理念，她能够秉持现代理念，站在客观立场审视樱镇的现状。
她的现代理念鲜明的体现在她的法治思维。带灯刚到樱镇的时候，对白仁宝主任表示这“我进步呀，在学校二年级就入了党”；她及时制止王后生帮大矿区上访，主动了解情况并立马落实帮助举措，跟十三位妇女反复强调“有困难记得找党员，有问题找支部”；就连她身边的竹子也受到耳濡目染，面对换布为拉布辩解时帮忙反驳道“天是社会主义的天，人是共产党领导的人。”她时刻恪守着自己的党员身份，积极深入群众。她在水灾之后主动到青山坪了解灾情，作家借老人之口称呼带灯为古时的朝廷命官已然昭示了带灯在樱镇人民心中的地位。
她的现代理念还体现在对公民意识的忧虑。初入樱镇的时候，对于“樱镇废干部”，带灯不愿主动迎合固有的俗风陋习。上到“政治家”书记每天都在忙着应酬，奔波着政绩为升迁做准备，下到西排平房吼着的划拳声和哐啷啷的洗牌声，这些都使带灯主动要求到乡下去。但在下乡时，带灯眼中所看见的乡土文化是凋敝的。从曾经作为乡村礼教象征的寺庙枯蒿有半人高，牛虻飞动隔着衣服咬人，到村内只有废弃的矿山和乡村妇女之间此起彼伏的对骂呐喊，传统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被吞噬淹没在机器的轰轰声中。作家笔下的樱镇一反以往的清新灵动的乡土景观，通过呈现一种破败的乡土世界来隐含对公民意识的深深忧虑。
带灯的现代理念并没有得到实施和贯彻，那些曾经列出的樱镇需要化解稳控的矛盾纠纷问题也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她被迫成为“莫转莲”迎合暗访信查；她想要保护的驿站旧址随着机器的轰隆作响夷为平地；她开始坦然身上虱子不退，甚至患上夜游症，成为了疯子——分不清黑白，模糊了是非，找不到理想和现实界限。带灯这个名字带有一定的隐喻性质——带着一盏微弱的小灯在黑暗中坚持前进，照亮樱镇这一方大地。文章的结尾处，樱镇出现了萤火虫阵。即使带灯将自己的名字从“萤”改成“带灯”，但带灯的本质还是萤，还是会落得“萤虫生腐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