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西方不是目的，吸取西方经验，改造社会，富强中国才是。这又必须从了解西方本身入手，所以陈独秀直接翻译薛纽伯（Charles Seignobos）的《现代文明史》，“薛纽伯为法国当代第一流史家，本书乃欧土名著之一。今为篇幅所限，择要译之。”陈独秀跳过十八世纪欧罗巴之新强国与殖民制度，来到欧罗巴的革新运动。他选择的要点，一是介绍欧罗巴的新思想：在经济上，欧罗巴实行重商政策，推动工商业发展，逐渐由专门研究经济的经济学者。在思想上，介绍英法两国的政治哲学思想；二是介绍法兰西及欧罗巴的革新运动，涉及奥大利（即奥地利）、俄罗斯、葡萄牙、西班牙、法兰西。陈独秀同时对欧洲文艺史进行介绍，由古典主义（Classicalism）变为理想主义（Romanticism），再变为写实主义（Realism），更进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并注重戏剧的重要性，“以其实现于剧场，感触人生愈切也”，也介绍了西洋文豪。对于基督教与科学的冲突，陈独秀翻译赫克尔《世界之谜》，指出基督教不符科学逻辑的缪处。这里不乏有陈独秀向西方理性借火的意味，理性从基督教脱离，形成现代科学。那中国是否可以从伦理纲常走出，又要踏上怎样的道路？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陈独秀又保留自己的清醒，它教会我们的是“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平等的博爱精神”，而不能纵其助纣为虐。
在青年教育上，《新青年》不断汲取西方的经验，他们不单重视青年的学校教育，也重视与国运有关的社会教育。西方的青年教育已经走了很长的路，他们认为青年教育“宜谋身心健全，使之守规律，重公德，养成富于敬神心及爱国心之国民”；少年团有严格的个人品行标准，也有详细的组织规章。美国少年团展现出独特的风采，甚至盲目少年也习手艺，“未尝稍自失望，仍尽一己之所能，排除一切困难，且有不屈之勇气，使人不得不由衷敬服也。”法国青年团教育目的是养成义勇青年，而非义勇军人，印证了法国人热爱自由，独立不羁。李次山介绍美国纽约朱的“少年共和国”，“欲以约束儿童之责任，归诸儿童自身，使知躬自警惕”，“由儿童队中选人适当人物，使当管理之责，日夜监视同辈之行为，有为恶者，予以相当制裁。”当然，这样的青年教育在中国还是相对不易实现，两文明的核心逻辑不同。所以，异质文化的某类形式不可能简单移植就能在新载体上轻易存活，生根发芽，往往更多是造成排异反应。它要求更彻底的变革。
成功的典范背后必有深厚的逻辑，《新青年》极其了解这一点。它对孔教不留情的抨击，恰证明了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与成功。只不过时过境迁，中国现在需要变革。自然，《新青年》再次把目光投向西方。他们发现，美国城市竟是自治的，有自己的自治约章制度（Municipal Home Rule Charter System）,能“给予城市一种有限的自治权利”，“制定他们自己的根本法律，组织他们自己的政府，包括所有一切关于纯粹地方事务的自治权利”。美国的委员式和经理式城市政府也是根据现实需要设计演变的，民众组织“市政改良会”，讨论改组腐败城市政府的方式，揭露政府腐败情形，积极提倡“人民的觉悟心和自动力”。面对因工资制度和工厂制度产生的劳动问题，民众也通过劳动运动和组织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法国也有“劳动总联合会”维护劳动团体的权益。在社会大问题之下，对苏格兰医院看护及相关制度的介绍也体现西方标准化的流程管理，体现出现代管理的重要特征。对于欧战各国，《新青年》也有自己的看法：强权主义、无抵抗主义、互助主义是过渡时代的现象，在竞争与互助的思考中透露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气息。德国自由不兴，是它被拿破仑时代、俾斯麦时代受帝国主义影响，而自由主义运动又驱逐了德国的优秀分子。不过德国“居然能于几月之制定宪法”，一方面抵御了复辟派的活动，一方面又压抑了激进党的过激活动，着实不易。西方国家整体朝着民主、平等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