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抗战史剧中的大中华民族概念

郭沫若的抗战史剧，是他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抗战史剧大部分取材于春秋战国时期。只有《孔雀胆》取材于元蒙治期，《南冠草》取材于明末清初。这些剧作都是成功之作，在文学史上将留下辉煌的篇章，即便是在思想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因为郭沫若的抗战史剧洋溢着大中华民族概念的光辉思想，这是极其宝贵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的民族概念。在中华大地上居住着五十六个民族，以汉族人数最多，这些民族几千年以来生活在相同的地理区域，有着基本相似的生活方式，有着大体相同的文化心理特征，有着共同的文化基本传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着四次民族间的大融合，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是春秋战国时期，这是在中国腹地进行的，众多种族与种群融合的结果，形成了中华民族内主体民族——汉族。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民族间的对流现象，一部分汉族到周边去，周边少数民族到内地来。第三次民族大融合是在宋辽金元时期，汉族和其他民族互相融合。第四次是在清代，这次大融合是决定性的，也是最彻底的。从国家疆域上来说，中华的国土基本圈定，民族成分也基本确定。但国土的圈定和民族成分的确定并不等于大中华民族概念正式形成并且正式为大家所恪守，成为一种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同义语。我似乎觉得，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历史事件对形成大中华民族概念起到决定的作用。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一般有狭隘民族观念的人认为，这是驱除满族，消灭满清政权。这种理解是相当片面的。从以后又提出的“五族共和”的口号来看，“驱除鞑虏”的核心便是消灭皇权，结束帝制，建立共和国。所以说，辛亥革命并不是排满、反满、灭满。实际上，满清帝国近三百年的统治，虽然有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但是满清政权的性质不是一个民族殖民另一个民族，而是形成了以满清贵族的标志的封建皇权，它的性质阶级内容较大，而民族压迫内容较小，愈到后来愈是如此。只不过由于辛亥革命时期国内外斗争极其尖锐复杂，以“五族共和”为标志的大中华民族概念成熟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到了上世纪的三十年代，由于需要形成全中华民族联合抗战局面，大中华民族的概念正式形成的时机到来了。得这个风气之光的有诸多人，其郭沫若的抗战史剧便洋溢着这种思想，对形成大中华民族概念正式形成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屈原》是抗战史剧中最为成功并引起巨大轰动效应的作品。这部剧作除了影射反动政权和引起爱国主义激情之外，还表现在此剧有巨大的强烈的大中华民族概念。在屈原生活的时代，经过多年的分裂，各国混战，百姓罹难，历史的趋势是中国需要大统一。按照当时的情势，秦楚齐都有统一中国的基础和条件。屈原的统一方略和执政理念是儒家仁政。他有强烈的为统一中国的信念，也有统一中国执政为民的才能。因此，爱楚国实际上就是爱中国。在此剧中，楚国和中国的概念是混沌一起的，是重迭的。楚国是中国的一部分，仁政的楚国强大统一是中国各族人民的福祉。当南后郑袖和奸臣靳尚设计陷害屈原之时，屈原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地位高低，也不是个人的进退，而首先想到的是楚国，而楚国也成了中国的“代词”，屈原愤懑地对楚怀王说道：“你要多替楚国的老百姓设想，多替中国的老百姓设想。老百姓都想过人的生活，老百姓都希生中国结束分裂的局面，形成大一统的山河。”他又极愤怒地对南后说：“你陷害的不是我，是我们整个儿的楚国呵！我是问心无愧，我是视死如归，曲直，自有千秋的判断。你陷害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是我们的国土，是我们的楚国，是我们整个儿的中国啊！我是问心无愧，我是视死如归，曲直，自有千秋的判断。你陷害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是我们的国王，是我们的楚国，是我们整个儿的赤县神州呀！……”在以后的情节发展中，屈原多次表示南后陷害自己，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楚国，而楚国就是中国。作品最后通过卫士甲之口，也传达出群众的心声：“先生，我们楚国需要你，我们中国也需要你。”总之，在《屈原》中，大中国的概念是一贯的，大中华民族的概念是贯穿全剧始终的。##end##

《棠棣之花》叙述的是聂政刺韩相侠累的历史故事。当聂嫈和聂政姐弟二人在母亲墓前诀别时，聂嫈唱道：“去吧，兄弟呀！去吧，兄弟呀！我望你鲜红的血液，迸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兄弟呀，去吧！中华需要自由，中华需要自由！如狼似虎的姿睢暴戾，要吞食赤县神州。人们反勇于私斗，而怯于公仇。……”“中华需要兄弟，中华需要兄弟，去破灭那奴隶的枷锁，把主人翁们唤起，快快团结一致，高举起解放的大旗！……我望你鲜红的血液，迸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开遍中华！”这里的歌声，是大中华民族的声音，不仅是聂嫈对弟弟的希望，也是全中华儿女共同的希望。郭沫若在谈到此剧创作时说道：“《棠棣之花》的政治气氛是以主张集合反对分裂的主题，这不用说是参加一些主观见解进去的” 。“望合厌分是民国以来共同的希望，也是中国自有历史以来的历代人的希望。因为这种希望是古今共通的东西，我们可以据今推古，亦可以以借古鉴今，所以这种的参合我并不感其突兀”①。厌分望合的共同历史欲望和合多分少的历史事实，给大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提供了历史根据与现实可能性。

《虎符》叙述的信陵君假如姬之手窃符救赵的故事。抗击强秦，保卫魏国、保卫赵国、实际上是保卫中国。当信陵君、侯赢、朱亥等人离京赴边关救赵时，群众合唱道：“他们望你去，望你去，解除那邯郸的围困。我们望你去，望你去，荡平那虎狼的的暴秦。赵国啊，自会得到安宁，魏国啊，也会得到安宁，中国啊，都会得到安宁。”这里的魏、赵、秦三国的相争，其实质便是全中国由谁来统一的问题。第四幕中朱女和侯女在宫中的对唱也表达了全中国统一、大中华民族统一的概念，朱女、侯女借牛郎织女的神话互相对唱来表达此念：“牛郎我已不再忧，织女你请不再愁。我如淹死你也休，牛儿从此没自由。——牛郎和织女永远不分手。化作天河水，流到天尽头。”这里把中华民族的不能分离之情用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表达出来。在该戏的结尾众人合唱：“信陵公子，如姬夫人，耿烈呀太阳，皎洁呀太阴。铁锤一击，匕首三寸，舍生而取义，杀身以成仁。生者不死，死者永生，该做就快做，把人当成人。千秋，万古流芳，大公无私，仁至呀义尽。”这里又是一个喻体。信陵、如姬的一体化，壮烈化、仁义化、都是大中华民族性格的具象化。他们的不可分割性，他们的为真理和正义而献身的凛然正气正是大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的具象化。

《高渐离》（《筑》）叙述的是盲人高渐离刺秦未果而被处死的故事。这出戏极为壮烈，因为高渐离壮志未酬，秦始皇大难不死，所以剧中的大一统的中华民族概念和大中华帝国的理想政体的图景，是通过对秦始皇的颂歌从反面透露出来的。第五幕中童男女唱的由李斯作辞的《琅邪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在落幕的时候，这首歌又重唱一遍。这首歌的含义较为复杂，李斯当然是拍秦始皇马屁的能手，对秦始皇的歌颂当然是谬奖，但这首诗的中国大统一，含有大中华民族概念的内容却是正确的。

比较棘手的是《孔雀胆》和《南冠草》两剧。《孔雀胆》是叙述元朝云南梁王巴匝拉瓦尔密之女阿盖和大理总管段功爱情悲剧的故事。多年以来，对此剧的争论是云南梁王巴匝拉瓦尔密之女阿盖是异族蒙族统治者，而蒙族征服了中原，成为中原之主。对具有异族血统的阿盖的所作所为及爱情悲剧是否值得肯定，此剧中蕴含没有蕴含大中华民族概念。在我看来，《孔雀胆》中的阿盖值得肯定，此剧中蕴含着强烈的大中华民族概念。阿盖在幕布将要落下时唱道：“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心悬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语今三载。欲随明月到苍山，误我一生踏里彩。吐噜吐噜段阿奴，施宗施秀同奴歹。云片波粼不见人，押不卢花颜改。肉屏独坐细思重，西山铁立风潇洒。”这段唱词比较隐晦，这是阿盖在睡意朦胧之中潜意识的流露。从整体命意来看，从雁门关到滇海池；从大漠雄风到云南滇海漪澜，整个中国大地成为一体，大中华民族的概念洋溢其中。笔者曾撰文对此进行分析：“当时异族的侵略的现实和剧本所歌的主人公及是近六百年前的异族血统的事实，使剧本成为争议的焦点。我们为此而费尽了心机是进行解释和阐述，作者也写了六、七篇文章进行解说，可见中国对于‘异质’的敏感性，单纯用审美本事和功能来阐述，只能消除部分人的块垒，但另一部分人还是心存芥蒂，在我们反复阐述主客体之间的三种对应关系时，这里的艺术境界似乎已超越了狭隘的‘民族’界线，而把蒙族溶进大文化背景中的大中华民族概念之中了”②。郭沫若对阿盖情有独钟，他说：“这次昆明的演出，《孔雀胆》要算是回到娘家了。……我想昆明娘家的人看见了她，恐怕又有更深的感触，会为她流出更多的眼泪的吧。”“女主人公的阿盖公主，虽然是蒙族的种裔，元朝的王姬，但无宁称为‘昆明的女儿’是更要适当一些的吧。他那清澈的性情，是昆明的秀丽山川风物的化身。她那哀婉的歌声不就是昆明的呼吸么；……阿盖，我将给你一个摩登的美名——‘昆明的茶花女’”③。通过剧作本文和郭沫若的阐述，《孔雀胆》中大中华民族的概念是不言而喻的。

《南冠草》是反映明末清初爱国诗人夏完淳反清而牺牲的故事，他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忠实于明王室，被表哥王聚星出卖，誓死不降，在年17岁的时候被害。这个剧本具有很明显的反清意识，如果硬贴上具有大中华民族意识（包括满族）的标签，就有些牵强附会。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撇开具体的故事情节，从剧本的总体思想倾向来考察，便会认识剧本只不过借夏完淳的故事来表述抗日救国的情怀。而夏完淳的思想境界，政治理想是实现大统一的中华帝国的统一。其主题思想是夏完淳在《大哀赋》中的两句话：“招魂而湘江有泪，从军而蜀国无弦。”夏完淳向往的是大中华的统一，是屈原、诸葛等人的仁治理想。在这个具体的剧情环境中，暂时排除满族的大中华民族概念是极为明显的。再者，剧本的主题唱词“杀！杀！杀尽东方夷狄！杀！杀！杀尽卖国的汉奸！”便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含义。从历史上来说，这当然是表现夏完淳在明末清初的反满情怀；但从现实上来说，所谓“东方的夷狄”“卖国的汉奸”，都是具体地指抗日时期的日寇和当时的汉奸。在这种情势下，在大的文化背景下，我们认为《南冠草》的大中华民族意识是强烈的，充分的、只不过这个剧本比较特殊罢了。

郭沫若的抗战史剧中的大中华民族概念不仅在当时具有巨大的价值和意义，时过境迁近七十年，这种大中华民族概念还具有巨大意义。自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全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团结一心，共奔小康，实现“四化”，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民族的崛起指日可待。但是，总有一小部分人民族分裂分子不断挑起事端，试图阻挡中华民族崛起的事业，他们的行径是不得人心的，他们的企图是不能得逞的，但对他们的罪恶行径我们却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从实际行动上给以坚决打击依法进行惩处，从舆论上，我们也必须做好工作。在我看来，发掘郭沫若抗战史剧的大中华民族概念便是这种舆论的一部分，这是我们郭沫若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具有政治意义（爱国主义意义）。

注释：

(1)郭沫若，沫若全集。文学卷第6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2)何思玉  郭沫若学刊[j]1999年4期

(3)郭沫若  沫若全集文学卷，第7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