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文化背景下，“青春电影通过物质符号的堆砌，打造了一场场虚幻的视觉盛宴。”[2]在经历了由“校园热”引发的现象级热潮，到题材趋同导致的低迷惨淡后，国产青春电影试图挣脱单调重复的叙事禁锢，随着国内电影市场的现实主义转向，开始切换视角，探视青年成长背后值得关注的一系列青春问题，在现实的积极探索中实现题材的“突围”。如文晏导演的《嘉年华》以平静客观的视角，表现了未成年人遭遇性侵却难以维权的无情现实；曹保平导演的《狗十三》通过一名普通少女的成长经历，深刻批判了当代社会漠视少年心灵成长的教育症候。镜头作为反映生活真实的一面镜子，脱掉光鲜滤镜后的青春被重新审视，在现实关照下，隐于背后的青春暗疮被层层剥离，青春题材电影也因此而加强了社会反思的价值功能，电影《少年的你》便是一部典型之作。影片将视点锁定在“校园欺凌”这一犀利议题上，直面校园暴力的残酷一面，揭示了这一被忽视的青春“死角”，对学校、家庭、社会的多方失职形成了有力控诉，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影片由一起发生在复读高校的自杀事件展开，警方前去学校介入调查时，没有一个人敢于说出背后的“欺凌”事实。陈念作为死者胡小蝶的好友，也未能第一时间提供证词，真相在所有人的避讳中被埋没。在陈念成为下一个欺凌对象后，同样没有一个目击者“举报”恶行。陈念母亲的追债传单在网上被恶意转发，已经构成了一种犯罪行为，而同学们无意识的盲目跟风则将旁观引向了一种更严重的变向施害。在陈念被魏莱故意用排球砸、下楼梯时被魏莱故意推倒、放学被围堵施暴时，都无人施以援手。丧失自主判断能力的“看客”们出于自我保护以及对魏莱一行恶势力的惧怕，表现出的无论是对恶的依附，还是藏在不被关注的“大多数”中的冷漠，不仅将受害者获救的希望掐灭，还助纣为虐般将受害者的精神击溃，这种“平庸之恶”，即隐匿于群体性之恶中的个人无思想之恶，成了滋养校园毒瘤最大的温床。陈念的椅子被恶意倒上红墨水意味着施害者的目标开始转移，然而这在班主任眼里只是一起不足为怪的“恶作剧”，形式化的说教无力阻拦无孔不入的校园欺凌。校内处处被孤立和针对，校外也时常被围堵恐吓，多少恶意欺凌因为不被重视而肆意横行。不愿再“沉默”的陈念却没有将希望寄托于惯于推卸责任的学校，而是向警方说出了实情，然而由于没有直接证据，无法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只能被搁置。除了学校，影片也对家庭的“缺位”进行了现实反思。在警官郑易探访魏莱家时，魏莱母亲对女儿的内心劣变毫无察觉，不以为然的将责任推诿到受害者的家庭背景与学校管制上，令人哑然。陈念母亲也因终日奔波在外而疏于关心女儿，甚至认为“小孩子一个人在家反而安全”。因此，当学校、家庭甚至警方都无法对问题做出有效“回应”时，陈念只得求助于同样被边缘化的社会青年刘北山，从而被动的成为了校园暴力下的“失语者”。回到校园霸凌本身，让恶行蔓延的不止是陈念等被欺凌者过度隐忍与轻微自闭的性格缺陷，恶的源头亦应追溯施害者不被察觉的人性劣变。影片中的魏莱看似品学兼优，生长在一个完整优渥的高素质家庭，按照父母预期的人生道路活得光彩夺目。人格面具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同场合扮演不同角色时示人的形象，人格面具主要用来平衡无意识领域的欲望与外界现实之间的关系。习惯戴上“完美”面具示人的魏莱因高考落榜深受打击，且因此而一直遭受其父冷暴力对待，复读的重压之下，一直以来对父母唯命是从的“乖乖女”魏莱，实则长期处于父母功利主义与压迫式教育所造成的心理阴影中。阴影是人格中的卑劣部分，也是不能被消灭的成分。魏莱内心的压抑与难以察觉的自卑不断地累积发酵，使其对外以三好学生的人格面具示人，内心已然扭曲劣变，通过对他人实施暴力手段进行压力与痛苦的释放与消解。至此不禁引人深思：纵容校园之恶的是陈念们的“懦弱”，还是学校、家庭、社会的多方“忽视”？校园欺凌的案件之所以“复杂”，其根源究竟是案件本身，还是如同烫手山芋般被相互推诿的责任？“要么就被别人欺负，要么欺负别人”的暴力秩序不仅存在于弱肉强食的当代社会，学校里“另类”的丛林法则也使欺凌与被欺凌成为一种失控的自然现象，适者生存的原则下，隐忍与反抗都在无形之中对其加以固化。影片通过叙事进行反思，达成控诉。与此同时，犀利的镜头语言所呈现 “欺凌之痛”，也是一种对现实的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