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体论述两代女性的亲密关系冲突之前，本文拟先梳理夫妻关系的整体性变迁图谱，以便于读者对后文的理解。
适合于或者说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夫妇式家庭（conjugal family）强调“重要的家庭关系只存在于丈夫，妻子和孩子之间”，是“独立于扩大家庭之外的以夫妻为中心的家庭制度”，它被认为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的价值观。概括地说，作为理解现代家庭结构、关系与功能等的重点，夫妇式家庭制度的核心词是个体的情感（是个体而非整体，是情感而非其它）。但同时，夫妇式家庭“不可能完全独立”，即使在工业化发达的国家，亲戚关系网依然“非常活跃”（古德，1986:174；唐灿，2010），它“能够克服夫妇式家庭制度经常出现的情感危机和经济匮乏”（赫特尔: 1988：219）。
随着历史从工业化迈向个体化，家庭生活的自主性也在增强，“人们以往可以依赖那些运行良好的规矩和模式，现在人们不得不自己做出大量决定”。夫妇式家庭的理想在“后家庭时代”，经历了从需求共同体到选择性亲密关系的变迁（贝克夫妇，2011：97，104）。对此，因为本文所关注的亲密关系冲突及其背后的家庭变革是以改革开放作为重要时间点的，遂不过多涉及个体化对家庭演化的影响。但在年轻一代的夫妇式家庭中，我们可以不时地看到个体化时代的女性境遇和家庭生活的特征。
本土来说，改革开放作为全面而深刻的现代化事业的滥觞，也推促了夫妇式家庭的成长，当代的夫妇式家庭综合了“形式核心化”与“功能网络化”的特点（彭希哲、胡湛，2015）——这成为我们理解亲密关系冲突的背景。作为影响家庭境遇的重要节点（谷俞辰、李新宇、陆杰华，2019；汪建华，2019；王跃生，2019；陈建翔、马婷，2020），改革开放意味着家庭所镶嵌的社会环境的转型，而中国家庭的变动趋势影响了两代女性对亲密关系冲突的体验和其家庭生活的流变。